戛纳电影节几个月后，人们又在威尼斯见到了老当益壮的杜琪峰，《柔道龙虎榜》是第一个放映的展映影片，记者场公映的效果非常棒，与《大事件》相比，《柔道龙虎榜》更具有杜琪峰气质：小成本，制作周期短，立足于香港现实，个人风格大于一切。
按照法国电影学者麦茨的说法，看电影的、批电影的与拍电影的都是一路货色，属于电影机制的一部分(某些人译为“电影机构”)，当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国内公映后遭到笑场和抨击时，有人站出来摆事儿：凭什么国产的商业片就要挨批，西洋货再差，媒体也像喝了香汤，从不群起攻之，而自己家的产品质量稍有不好，就一定大肆诋毁谩骂？即使是改革派，在《十面埋伏》这样的例子前也会哑口无言，其实，张艺谋电影不是给中国电影产业化提供的最恰当的例子，最好的例子恰恰是杜琪峰。
2004年是杜琪峰的转折年。杜琪峰从没到国际电影节上参加过比赛，但在香港电影不景气时，那些有才华和有市场的人都往外跑，杜琪峰却留在香港，仿佛当年守着香港地皮发家的李嘉诚，《柔道龙虎榜》入选威尼斯非竞赛单元印证了杜琪峰路线的大获全胜。
如果说《十面埋伏》是商业片，但1997年前后国产大投资影片的相继失败，就说明了在这个特定的电影环境下，类似的商业运作模式早被证明了是不可取的：大投资、大炒作和政府扶持，这根本不是商业竞争的唯一模式，更不用说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模式了，而杜琪峰短平快式的小制作、以剧本和风格见长的电影却渐渐被人看好，而且能连续获得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
如果说《英雄》和《十面埋伏》的票房成绩可以压倒一切地证明“方向”的正确，也不过说明良好的商业运作也能给电影创造价值，而导演的作为非但没有创造更大价值，反而激发了市场负面反馈，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大事件》票房不见得比《十面埋伏》好，《柔道龙虎榜》也一样，但这两部电影却能说明，杜琪峰的个人风格是两部电影的核心价值，导演表现好才是第一位的，导演的个人选择全都写在电影里，国际电影节把他找来不是充数的，而是对他个人风格和选择的一种承认，同时献身威尼斯的麦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