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英格玛

狗脸的岁月 1985 Lasse Hallstrom 瑞典

　　这个小县城真是太小了，从窗口看出去，一眼就能望到头，望见远处的那些山。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风知道。“这里只有六千人，到了晚上，你闭着眼睛逛街，都不会撞到其他的游荡者。”——白天，一个县委宣传部的可爱家伙这样对我说，他姓马，头发油光光的，脸庞红堂堂的，是个回人，可不是当地的哈萨克，当年，支边的父母把他生在了这儿，于是他就在这儿活了大半辈子，到了二十来岁的时候，迷上了照相机，于是一年四季拍照，拍不远处的当金山，拍老城的胡杨林，拍风雪中的牧羊者，拍一长大就变胖的哈萨克姑娘，除此之外，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喝酒、喝酒、再喝酒。他一仰脖，喝光手中那大半杯“阿尔金山”，对我说：“我知道，你们汉人害怕我们这种喝酒的阵仗，所以我也不勉强你，我想跟你说的是，十二岁的一个晚上，我喝多了，浑身发热，热的要死，于是我沿着公路就往青海那边儿跑，跑着跑着，我感觉自己飞了起来，真的是飞了起来，然后我就摔到沟里去了，我在沟里又飞了十几米，就要飞出甘肃去了，你看我脸上这些斑斑点点的疤，就是那个晚上留下的，要不然的话，哪个小伙子的面皮都没我的光堂。”
　　这时候，陈奇走了进来，他只穿了一身秋衣秋裤，却满面红光热气腾腾的样子。
　　“怎么样？这个哈萨克小县城还不错吧？要是能去老城就更好了，就在山脚下，到处都是帐篷，到处都是羊，它们不吭不哈地跟着头羊往前跑，就像一群溃败的逃兵。”陈奇一边为我描述着他曾经领略过的西北往事，一边扔给我一包“黑兰州”。
　　“你的烟量也不错嘛，一天也要抽掉一两包吧。”陈奇说。
　　“就是喝酒不成，胃坏了。”
　　“还有几个胃没坏的？我在兰州，几乎天天喝，你不想喝都不成，晌午刚过，就有人骚扰你了，你要是把电话关了，他们就会跑到你家里来，硬是把你给拖出去。”
　　“天天喝的晕乎乎的，也不是什么坏事儿，甚至是幸福的事儿。”
　　“我有分寸，很少把自己给搞大了。我更不会把别的什么东西给搞大了，我做什么都有分寸。”陈奇说，他的嘴唇已经龟裂了，他用手把上面的死皮扯下来，一点儿都不疼的样子。
　　“出血了。”我提醒他。
　　“没事儿，这里干得很，一下子就结痂了，不信你去割个腕试试，你要是死了，我陪你一百万人身保险。”
　　“呵呵，咱们看张碟吧，你不是带笔记本了吗？有没有DVD光驱？”我有些莫名的恐慌，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好，就把话题转移开。
　　“怎么没有？我也带了不少碟，用来对抗这里十分荒凉的夜生活，”陈奇说：“要是在兰州的话，我十天半个月都不会看上一张碟，不是我不想看，是根本就没时间看，一到晚上，就满世界胡搞去了，你要是在兰州的夜晚闲溜达的话，没准儿能碰上我好几次。”

　　陈奇把《狗脸的岁月》塞进了光驱。
　　他又点燃一根烟，乜斜着眼说：“我喜欢看跟童年有关的电影，这部是我特别喜欢的，我已经看了六遍了。对了，最近有没有出什么比较好的童年电影？”
　　我想了想：“有部法国片儿，叫《恶魔》，还不错，讲两个孤儿去寻找生母，后来幻想破灭了……也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俩孤儿其实不是亲兄妹，一男一女，女孩儿有狂躁症，男孩儿特别喜欢这个妹妹，一路上都护着她，最后，他们偷了东西、烧了房子，甚至杀了人。”
　　“那不成了少年版的《天生杀人狂》了吗？”
　　“有点儿那个意思吧。”
　　“幻想破灭了？什么样的幻想？”
　　“一座小房子，蓝色的小房子，门前有石头铺成的路，路边种满了小小的花。”
　　“开始了……你看过《狗脸的岁月》吗？我特别喜欢开头这段小男孩儿的独白。”

　　我也看过《狗脸的岁月》这部电影，电影里的小男孩儿名叫英格玛，在瑞典，这是利用率相当高的一个名字，类似于中国的小强、小明吧。他那段独白的大意也许是：我喜欢看星星，边看星星，边想心事。我想让妈妈的病快点儿好起来，那样的话，我就能让我的小狗西坎在屋子里到处跑了，也不会打扰到天天躺在床上看书的妈妈。妈妈需要安静。每当我想跟妈妈说说话的时候，她都会用一本厚厚的书把自己的脸给遮起来，那些书太厚了，当我看到三十几页的时候，妈妈已经打开另一本了。那些书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比如一条名叫来卡的狗被苏联的宇宙飞船送上了太空，它在那里活了五个月，后来饿死了；比如一个女人一直都想成为一名传教士，她当上了，却被人给活活地打死了……再没有比这些更糟糕的事儿了……既然苏联人明知道来卡会被饿死，为什么还要把它送上太空呢？

　　陈奇在看这部他已经看过了很多遍的电影的序幕时，一言不发，甚至控制住了他那习惯性抖动的右腿。我注意到，他一直都在吮吸嘴上的那个伤口，很用力的样子。
　　当英格玛不在夜空下独白的时候，陈奇马上又变成了一个絮絮叨叨的家伙，他说：“小时候就是这样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嘛！妈妈病了，爸爸不在家，没问题，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可不是说小时候就没心没肺啊，你明白吗？嗯？”他把嘴里那些新鲜的血吐到旅馆里的垃圾桶里去。
　　我没有听明白他所说的“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意思，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说：“没长大就好吧。”
　　“就是就是！”
　　“可咱们还不是都长这么大了，甚至跑到了这么远的地方，远的连我的父母都无法想象。”
　　“这哪儿算远？我们还没到新疆呢！我们还没到西藏呢！得了吧你！”陈奇抽烟抽的特别深：“你明年再来，我带你去南疆，跑上他一个月！”
　　“明年就不知道有没有空了。”

　　生病的妈妈无力照顾英格玛，于是他被送到了叔叔那里，那是一座宁静的小镇，坐上冒白烟的火车，很快就能到达。他的小狗，西坎，则被关进了不堪想象的饲养场。这条小狗后来肯定死了，可是英格玛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也许就长大成人了吧。他要是不知道，他就永远长不大，他长不大，所以他在小镇上认识了很多神神道道的家伙。有一个叫安德鲁的老头，天天躺在病床上，让英格玛给他念那些关于乳房和大腿的内衣广告；有一个范先生，天天趴在屋顶上，叮叮铛铛地补他那全镇最牢固的房子；有一个玻璃厂的烧火工，天天骑在独轮车上，为火炉前的工人们表演杂耍；有一个大胸脯的女人贝勒尔，天天躺在地上，光着身子为一个苦哈哈的艺术家当模特；有一个假小子萨佳，天天混在球场上，生怕自己发育以后就会被属于男孩子们的球队抛弃。当然还有于纳尔叔叔，他不帅，可他很和气、很好玩儿，他有时候会把自己装扮成一条狗的样子，跟在婶婶的屁股后面汪汪汪地叫着，用脑袋把她的裙子掀起来——英格玛后来也变成了一条狗，在小屁孩儿拳击大赛中，他也像叔叔那样，冲着女扮男装的萨佳凶狠地叫着，汪汪，汪汪，汪汪汪。

　　“你小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人和事儿吗？”陈奇不等我回答，就说：“我觉得小时候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或者说是这种感觉……那时候我和父母住在筒子楼里，楼道里有一台电话，一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姓王的老头就跑到那儿，拿起电话，也不拨号，对着话筒就开始说，一直说，等我们都吃完饭了，他还在那儿说呢，每次到了最后，他都会对着话筒说，你可要注意身体啊，别老不当回事儿，你要是再不听话的话，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还有一个小女孩儿，得了什么病，把脑子给烧坏了，她整天都在打毛衣，边打边走，看见小孩儿就说，我给你织个手套吧，我给你织条围巾吧，她真的会织，还给我织过一个毛线帽子呢。”
　　“那她后来呢？”
　　“后来就不知道了，我只记得那时候的事儿。”
　　“还有吗？”
　　“多着呢！”

　　妈妈死了。英格玛只能留在小镇上了。英格玛总是想起那个夏天，他和妈妈在美丽的海边玩儿，妈妈被他逗的开心地笑了。妈妈很少那么开心过，很少那么笑过，她总是躺在病床上看书，她总是被淘气的英格玛惹哭。妈妈死了，安德鲁先生也死了，冬天来了，范先生在冰河下傻愣愣地游泳，萨佳的胸部就要遮掩不住了……英格玛问叔叔，什么时候才能把西坎接过来啊？萨佳却告诉他，你的小狗，早死了！萨佳想跟英格玛耍朋友，临近青春期的小男孩儿却欲迎还拒地走开了，所以萨佳狠狠地对他说，你的小狗，早死了！西坎也死了？西坎也死了。西坎怎么能死了呢？它还没有喝够牛奶，它还没有长大呢。英格玛长大了吗？他和萨佳进行了决战，他把萨佳打败了；他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不让叔叔和婶婶进来。第二天早上，他伤心地哭了。那是一种接近长大的哭泣，在慌乱而寒冷的梦后，充满了芜杂的忧伤。

　　陈奇94年毕业于兰州师大，后被分配到一所技术中专当写作老师，此“写作”非彼“写作”，全是关于公文、档案、个人总结的饶舌东西，陈奇让学生们把那些玩意儿都扔进黄河里去，且听他在课堂上娓娓讲述一个个西北故事：什么大敦煌，什么八十里鸣沙山，什么马氏三兄弟，什么十字军遗事，什么西出阳关上天堂……待到考试之时，他把考卷收上来，当场付之一炬，顺便点烟，说道，放假了，你们好好玩儿去吧。于是他被开除了，于是他去了新疆，此间经历，无人知晓。两年后，他重返兰州，做了报纸编辑，又三年后，他成了新闻部主任，每天忙到深夜，尔后再转战于大小酒局之间，跟黑白道上的各路人马称兄道弟，跟“进城的活佛”探讨藏传佛教，跟歌舞团的维族姑娘们对唱情歌，如此这般，光阴流转，他结了婚，生了子，人到中年，不见了很多根头发。

　　他把播放器关掉，将《狗脸的岁月》取出来，收好。
　　“来！再抽两根烟！”他把烟扔给我，尽管我这儿还有一整包呢：“抽完就睡，明天必须早起，尽快翻山，要不然下起雪来，就麻烦了。”
　　陈奇还是很谨慎的，来的路上，我们路过古阳关，拐到中途的时候，陈奇突然发觉油不够了，他立即做出决定，往回返，不再去体验“无故人”的感觉。“加足油要紧，要是搁浅在这荒芜的路上，夜里不被冻死才怪。”我倒没觉得什么，我没经历过这个，脑子里一片浆糊。总是一片浆糊。加足了油，陈奇就带我来到附近的这个哈萨克自治县，叫上一帮政府的好哥们儿、土霸王，喝酒、吃肉、听冬不拉，朗诵自己的诗—— 一只秃鹰被千年前的马蹄声惊醒 ——于是黄昏就迫不及待地降临了。
　　迫不及待的黄昏其实降临于七点左右，这时候的北京，早已灯火通明，人们在公汽上和地铁里进行着阴郁的暗战，三环以内，不管是公家的车还是私家的车，都被堵的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只听见交通台那两个不着调的主持人还在嘻嘻哈哈地说着，一路畅通，祝你一路畅通！
　　陈奇说：“翻过当金山，再往前，就到德令哈了，从德令哈去西宁，途径橡皮山、海螺山、青海湖，路修的特别好，好的让你精神恍惚。”
　　“海螺山？”
　　“是啊，海螺山，你可以在那里捡到大大小小的海螺，很明显，千万年前，青藏高原也不过是海底世界。”
　　“你捡过海螺吗？”
　　“你不是去过我家吗？卧室书柜上放的那个大家伙就是啊，风一吹，还能呜呜响呢，好像是从千万年前传来的。”
　　我想起陈奇的家，他的老婆站在阳台上吃薯条，他的儿子在楼下踢皮球。
　　“我儿子的童年，也不知道过的好不好？”陈奇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似的。
　　“别去管他，童年都好。”
　　“我是爸爸，我整天不在家，我的儿子是西北的英格玛。”
　　“他说不定正在想你呢，兰州的晚上能不能看到星星？”
　　“我不知道，我不会在城里看星星。”
　　“你儿子可没你想的那么多。”
　　“我想啥？我啥都不想！睡吧！”陈奇把撸起来的裤腿放下去，瘦弱的人好像都有比较浓密的体毛。
　　“睡吧！”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和头已经疼到一块儿去了。
　　陈奇走后，我想起来时路。敦煌午后的日光很舒服，入夜的城里，到处都是烧纸的人们，也许到了什么农历的祭日了吧。玉门关旅游点的售票站竟然还是那么地荒凉，一根手动的铁丝便肩负起了拦车的使命。在哈萨克自治县以北，有一条落叶满地的小径，一只胖乎乎的黑狗被拴在路旁，它拼命地刨着地，在飞扬的尘土中，冲我露出了期盼已久的欢颜。

　　我不知道陈奇为什么不等《狗脸的岁月》放完就把播放器给关掉了，反正最后的结局是：小镇的天空在英格玛哭后又恢复了平静，瑞典队赢了某场球赛，看电视、听广播的人们都跑出房子欢呼雀跃，范先生照旧趴在他的屋顶上，叮叮当当地忙活着。
　　英格玛后来的故事，只能留给另一部电影了。
　　我只想在明天的路程中遇到飘忽不定的白雪。

　　陈奇后来回到自己的房间，309。他吃了一个桔子，看了一会儿12台的新闻频道，新闻里说，张掖地震了，房子倒塌了，很多人无家可归，陈奇说我操！马上拨通我房间的电话，惊心动魄地对我说，张掖地震了！就发生在咱们离开后的第二个晚上！我很震惊，马上也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们打了一大通电话，报平安。与此同时，隔壁的陈奇从自己的旅行包中抽出一把7.65口径的自动手枪，他退出弹夹，检查了一下，又重新塞回去。接着他在白色的单人床上坐下来，看了看敦煌以西的窗外，然后瞄准头部，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这个结局显然来自我的杜撰与模仿，因为我们谁也无法找到一把随意的枪，和与之相匹配的胆量，我不过是想借这篇文章来表达我对《狗脸的日子》这部电影的喜爱，同时追忆不久之前的那段西部之旅，还有，我更想用这篇文章来表达我对美国作家赛林格的敬意，他在短篇小说《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的结尾这样写道：然后他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它，从一叠短裤、内衣底下抽出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斯自动手枪。他退出弹夹，检查了一下，又重新塞回去。他扳上击铁。接着他走过去，在空着的单人床上坐下来，看看那个姑娘，然后瞄准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