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这是一篇被延后刊发的专访，然而我不感到遗憾。因为我的采访对象何平导演对专访的内容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修改，这是我在其他人物访问中所不曾经历的。回忆起一周前的与何平导演的那次对话，至今依然有些兴奋。我们的话题因《天地英雄》在北美上映而起，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内容又远远地超出了这个范围。何平导演谈到应该怎样衡量一部影片是真正赚钱的，谈到职业制片人对于一部电影的重要性，谈到宣传推广对于一部“大片”赢利的意义，谈到中国影片和好莱坞影片在世界电影市场上的关系……
我毫不讳言通过这个采访让何平导演给上了一课，因为在此之前，包括我在内的太多媒体同行总是过于专注那些“看上去很美”的票房数字，并且一厢情愿地去放大他和她或者他和他之间的矛盾纷争。在这一点上，何平导演同样是真诚的，他向我娓娓道来被媒体大肆渲染的“何平遭哥伦比亚解约”的真相，直到我了解这六年中，在他的推荐下，十几部中国影片得以在海外市场发行，我才突然发现，原来最初提出请他解疑，并期待一种“爆料”式回答的心态是多么的庸俗。
何平说，“不炒作是源于自信，我和哥伦比亚公司都是属于低调行事的那一类。把钱揣兜儿里了，就没事偷着乐去了。”对于他来说，有关《天地英雄》的一切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新京报：《天地英雄》在北美上画的档期如何？
何平：《天地英雄》在美国是由索尼经典影片公司负责发行，这家公司也是发行《卧虎藏龙》的公司，也是索尼旗下专门在北美地区发行外语片的发行公司，美国是 9 月 3 日在加州和纽约开始上画，9月10日在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洲、西雅图上画；随后是圣路易斯、密苏里、依荷华、匹兹堡、宾夕法尼亚、田纳西、芝加哥、依利诺斯、盐湖城、尤他洲等，到12月7日下画。然后应该是加拿大和墨西哥，从北京去年举行的全球首映到北美上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是相当快的了。索尼哥伦比亚在宣传和发行策略方面做的很好，的确很有经验。 暑期档是北美电影市场最好的档期，在暑期档末尾能有《英雄》和《天地英雄》两部华语片先后上画，对华语影片来说是一件相当好的的事情，我想也是历史性的一个突破。《天地英雄》在国内尽管受到正版、盗版影碟的同步上市的冲击(国内的发行人在这方面的控制的确有些失误，损失了几千万人民币票房)，以及非典后期的影响，仍然能做到了近四千万的票房，我很满意了。我已经七年没有拍戏了，现在拍了一部戏还能创造这样的成绩，相当相当不容易，美国大片在近两三年做的好的也就是这个成绩了。
新京报：《天地英雄》在国内上映之后随后在日本公映，日本的票房情况如何？
何平：日本发行的非常好。是由索尼哥伦比亚日本公司自己发行。上了 130 家戏院，大概有二三百块银幕，哥伦比亚获得了 1500 多万美金的收入， DVD 和录像带的收入预计五到八亿日圆，这都是我们已经拿到的非常好的利润空间，实际上《天地英雄》的制作费就美国标准来说很低，不到一千万美金，相对比有些片子的利润空间就变得很大，有些片子票房不错，但是成本太高，利润率的比例上不去，看上去票房很好，但制片人忙于回收成本，并不能拿到利润，还有就是将地区版权用一个不高的价钱买给了当地的发行商，票房再高只能是发行商在赚钱，制片人却得不到，这种例子就发生我们的身边。好的制片人，好的影片是要反映在利润率上的。比如你花了 100 块钱，挣了 200 块钱，你的利润率是投资的 100% ，如果你投了 3000 块，只赚了 300 块，你看着数字挺高，但是利润率可能只有 10 %，好的制片人追求实际的投入产出比例，这个比例越高就越成功。目前媒体往往关注一个单一的销售数字，不关心投入和产出的比较，这会造成错误的倒向。比如你可以投入 1 亿美金，在国内发行 6 亿人民币的票房，那你还是赔了。所以算利润率是最科学的看一部影片在商业上是否成功的标志。
新京报：您觉得近两年国内的票房冠军《手机》和《英雄》在这方面做的怎样？
何平：2003 年票房排名第一的是《手机》，它的利润率在国内相当相当高， 200 万美金的成本，发行是 5500 多万票房，加上电视版权和 DVD 版权，它的利润率超过 150 %，这个利润率相当高；《英雄》在国内的发行这一点是比不了的。《英雄》在全球给制片人获得的利润率在当年度并没有达到150 %以上，如果要达到这个比例，可能需要全球发行完才能计算出来，那还要等两到三年，也许要远远超过《手机》的利润率，但资金的成本随着时间也在不断的增加。《英雄》的中方发行人在发行上做的非常非常的成功，这也是艺谋的两部电影在国内票房上发生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海外主要是由 Bill Kong 来做，他有很多办法把片子推销到世界各地，所以《英雄》未来还是很大的利润空间，而《手机》的利润空间在海外几乎看不到。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操作手段所换来的不同模式的成功结果。所以，遇到一个好的制片人比遇到一个好的剧本、好的演员也许更重要。
新京报：您一直在强调制片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中国有没有职业制片人？
何平：我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从普遍意义现象上讲中国投资拍电影的大都不重视推广，就算重视但办法和资金也不够多，现在有一些民营制片人出来，做的已经比从前好了，但他们的问题是资金的后续力量不足，国营公司在这方面做的是最差的，这么多年看不到他们用重金来包装他们的产品，但其它行业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做的要好很多。当你和国际制片业合作的时候，一部影片全球的结算期是五至八年，中国任何一个民营影视公司的资金都撑不了 8 年，他们更希望当年度就能够回收，并见到利润。再比如说一个公司 1000 万要放进去 8 年，这 1000 万的资金成本相当高，和国际制片业合作必须要有充分的资金准备，现在国内还没有一家做的到。我算过，一个想做国际合作的公司，周转金至少要有两到三个亿，现在国内没有一家公司有这个实力，包括国有的，最多也就是 8000 万能放到这里面周转。但是大部分国营企业又要有很多政府交给的任务需要完成，分散了他的资源力量。市场可控力就变得弱小，这是很大的问题。
新京报：在具体操作中又存在有哪些问题？
何平：我除了是一个导演，更是一个职业电影人，我也做制片人，所以必须要看到问题。我认为目前(大陆和香港)很多做法有问题，如果进入这个产业的资金量不够，就会见小利而失大利，见到小钱就收了，香港电影垮就垮在这儿了，放弃大的利益为了小的利益。我们有一个例子可以做比较，美国的《教父》1、2、3集用了多长的时间来完成和香港的《无间道》1、2、3集用了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两部产品的市场利润差又是多少？这是较典型的在小利面前的急功近利的典型。这也是内地大多数投资电影的公司的操作心态，这不能怪他们没有魄力，而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储备。
新京报：目前《天地英雄》在国内票房的成绩你感到满意，但是有没有遗憾。
何平：我对票房满意是指一个七年没有拍片的导演而言。当我抛开导演而去讨论一个商业投资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所有的商业投资都希望赚更多的钱，赚钱没有满足。《天地英雄》的投资组合非常好，民营和国营和美国大的跨国公司结合。他的销售分工是大陆部分由大陆制片企业负责，海外有哥伦比亚负责。他们能做到这个票房，是努力了，但是我认为在国内部分的宣传费投入不够。像这么大的戏你要投到至少成本的 20 %。在好莱坞像这样的戏属于低成本的戏。宣传费要做到成本两到三倍的价钱。《卧虎藏龙》在北美的宣传费是 2700 万美金，他的成本是 1400 万美金。这是做国际低成本影片的经验。《天地英雄》在国内的宣传费我认为应该投到 1500 万到 2000 万，但实际上只有五六百万。我觉得任何一部影片都有可能做的好，关键看制片人的力量。大陆的影片更重视前期的投入，而不重视整个的宣发的投入。这个道理很简单。矿泉水的成本很底，才几分钱一瓶，一年要花好几个亿打广告，你就是要把推销产品的预算做到比制作成本高，你必须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才能做成一部电影，否则没戏。《天地英雄》在日本的宣传费大约1000 万美金，这仅仅是日本一个市场的宣传投入，所以才能获得利润和好的效果。 《天地英雄》的推广费用不足的原因外，主要还有大陆的制片方和发行方当预售了DVD发行权后又无力控制后产品的上市时间，但经验告诉他们在《手机》的预售了DVD发行权后用200万来推迟7天上市，所以《手机》是《天地英雄》经验的获利者，但这个经验是用《天地英雄》几千万票房的损失换来的。做为导演我无力干预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我可以从中看到问题。
新京报：在您看来，《天地英雄》在海外是不是也会取得成功？
何平：《天地英雄》的海外发行是由哥伦比亚公司来做的，像哥伦比亚这样一个跨国公司，票房收入只是一部电影全部收入的 25 %—— 35 %，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频道、电影频道、视频点播、航线电视、社区电视、玩具和游戏开发、宽带……这些要占 65 %到 75 %，而后产品开发是索尼哥伦比亚的最强项。利润空间会非常的大。
新京报：中国电影进入海外市场，有没有什么法则必须遵守？
何平：我觉得推广很重要，靠自己肯定不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一直在找这么一个很大的超市，把自己的产品放到货架上去，靠中国电影人自己在全世界盖超市很困难，人家盖了好几十年了。所以不是电影不好，而是是否能放到合适的货架上去，比如一些艺术片你就适合放到社区超市里， 24 小时店啊，加起来的成绩也不错。产品必须选择合适的市场，比如大院线就像普尔斯马特那样的，它薄利多销。不在于拍什么样的电影，关键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出口，就像电脑一样，出口不够，硬盘再大也没用，必须建立多种不同的出口。中国电影有机会，但是想在全世界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那是不可能的，像中国电影、日本电影、欧洲电影基本就是风味小吃，国际电影大餐桌上的风味小吃，主菜还是好莱坞电影。可能就是一桌西餐突然来了一碗饺子、春卷、汤圆，人家也觉得挺好吃。现在能做到每一年能吃两顿中餐，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新京报：《天地英雄》去年代表中国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失败，您怎么看待奥斯卡？
何平：奥斯卡跟我没有关系，这是制片人的事情，在中国把导演地位看的太高了。著作权法写的很清楚，其实导演就是被雇佣来工作的人，既没有著作权也没有版权。很多导演为此还膨胀这是不对的，你就是被雇佣来执行制片人工作的，很简单的道理，除非你像斯皮尔博格，自己出钱拍片子，如果只是拿薪水，就是一个总工，你不是一个产权所有者。当然这里面媒体的错误引导也有很大关系。我认为奥斯卡情结是有问题的，它对中国确实不重要。包括所有电影节的奖对中国电影都不重要，但是对做电影的人重要，哪个导演想拿奖都是出于功利的想法，不是说功利心不对，也需要，我是说那不是做电影的根本，做电影是通过这种工业和艺术的媒介形式表达自己，在此之外的东西都是跟电影无关。制片人参加影展是为了商业目的，这样比较容易推广。媒体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宣传奥斯卡，建立了老百姓的奥斯卡情结，我不是说奥斯卡不好不重要。因为它并不能作用于国内市场，近几年参加奥斯卡的亚洲影片都是在本地影片放完之后才去的美国，它不能够作用于国内传统市场，只能作用于海外。所以说得不得奥斯卡是海外制片人的利益问题，但奥斯卡对一部电影的后产品开发和销售的确非常重要，这背后有着亿记的销售空间。
新京报：您现在的工作是怎样的？
何平：我现在正在主持《十大武士》这么一个数字电影工程，应中影集团公司韩总的邀请，负责整个项目开发，技术管理包括制作工作，这里面还有时代华纳的参与，索尼中国则提供技术设备，我对做数字电影我很感兴趣，因为这是一个电影的技术革命。 另外，我监制的两部电影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和霍建起导演的《情人结》正在后期制作，同时我们正在努力使《可可西里》能够参加今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参赛单元。
新京报：这些年您除了导演工作，您还做了很多幕后的工作，有哪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何平：一定要按照国际游戏规则来玩，既然是一个产业，肯定是国际化的，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否则人家就不跟你玩，另外没有实力不要冒进，要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点。在我做索尼哥伦比亚(亚洲)公司顾问的6年里，哥伦比亚购买了《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西洋镜》、《洗澡》、《寻枪》、《 17 岁的单车》、《昨天》《周渔的火车》等中国影片，替他们做海外发行，还有合拍的影片，从《卧虎藏龙》到《大腕》到《功夫》、《可可西里》、《手机》、当然还有《天地英雄》，这些年内还有哪家外国公司可以替中国电影做这么多事情，媒体应该了解这些情况，总想着把谁和谁弄成敌人，唯恐天下不乱，我们都是有好电影互相帮，重要的是能把中国电影推出去。
新京报：为什么一直和哥伦比亚公司合作？
何平：在中国做得最好的海外制片公司就是哥伦比亚，这几年在全球它的成绩也是最好的，每年大约60 多个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它可以占到 17 %。过去是迪斯尼一统天下，近三年来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在亚洲的战略不是到中国拍英语电影，和别的公司不一样，它就是拍本土语言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是本土的，这改变了以往欧美合拍片的模式。过去都是人家带着剧本、人员来，拍完就走。像《太阳帝国》、《大班》、《末代皇帝》，只是借中国的地方用中国的人工劳务。哥伦比亚这种输血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把钱花到我们中国自己的人才身上，自己的导演、自己的编剧、自己的摄影师、自己的发行人员，这种改变是划时代的。同时它又将这些影片推广到全球。所以我才愿意做它的顾问。我今年还有两个项目要推荐给它，我现在工作就是侧重将一些中国年轻导演推荐给海外公司，让他们获得更好拍片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