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高于月亮

　　国内关于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的思考，通常被三个方面因素阻挡，以致很难进入实质性的层面：一是被语言和风格，尤其是纪实性的语言与风格等形式化因素所遮掩；二是被纪录片中主观应不应该介入等简单化因素所困扰；三是把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提至哲学层面，被其抽象化因素所笼罩。人们很少涉及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如何实现其真实性的问题，也很少具体地探究纪录片真实性的多个层面、多重含义的问题。本文认为前者正是思考纪录片真实性的根本意义，而后者则是导致长期以来对纪录片真实性问题纠缠不清的症结所在。

    本文是要跳出语言和风格层面来探究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不赞成把真实问题简单化，也不赞成把真实问题哲学化。纪录片的真实是可感受的；纪录片的真实是可表达的。同时，纪录片的真实又是多元的，有时候是对物质现实的还原；有时候则可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人文化理解；有时候甚至是作者内心观念和情绪的一种外化。

    之所以借用“真实高于月亮”这一诗句作为本文的题目，来引领关于纪录片真实品性的理解和思考，是因为她既具有多元的思考空间，又肯定地表达了本文的一个观点：纪录片的品性中，真实是“第一性”的。 

表象与真实

    似乎再也没有比纪实性的画面更具有真实的基质和品性了。的确，纪实性的画面往往给人以客观的视点、记录或还原现实生活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纪实性的画面隐含着不真实的成分。纪实性的画面，能保证的只是表象的真实，而无法保证本质的真实。因为纪实只不过是一种方法，它并不能确认所捕捉的画面表里的一致性。如果他摄录的场景是一个没有经过干扰和破毁的原生态，用纪实手法所摄取的画面自然具有真实的品性；相反，如果用纪实的手法拍摄的是非原生态的场景，其画面就不会有真实的品性，而且往往会隐含不真实的因素。

    记得有一次要拍摄一部真实反映120急救中心的纪录片，正式开拍前例行到医院进行先期的口头采访。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不少有关该医院由于设备问题、电话线路问题，以及人手问题等等，而导致病人延误最佳抢救时机，甚至失去生命的种种事故。然而当我们拿着摄像机正式去采访的时候，原先了解到的那些事故，很难再从医院人员身上得以证实，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后来分析起来发现原因有二：第一，先期口头采访的时候，为了能收集到背后真实的情况，我们的策略是告诉院方拍摄本片的目的是通过如实反映急救中心的情况，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进而得到财政或人员上的支持。因此，院方很配合，并尽量强调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当院方最后得知本片就是要真实反映急救中心存在的问题时，他们开始做自我保护，还专门就此事做了严密部署，整理了医院的环境，还要求大家统一口径，淡化存在的问题。第二，面对口头采访与面对镜头采访，被访者的压力和责任是不同的，说话的分寸也不一样。

    然而，观众从屏幕上看到的画面是院方整理后的医院环境，听到的也是考虑再三以后的“发言”。

    可见，那些记录经过修饰的场景的纪实性的画面很可能就是不真实的，甚至具有一定的欺骗性。真实与否，并非取决于手法的纪实与否。纪实只是直接摄录表象，至于表象是不是与本质统一，非纪实这样的一种手法所能承担，或所应该承担的。当然，表象所展示的也是一种真实，这种真实是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特定表现，它不是事物原来应该有的表现形态（原生态），而是由于外力（如媒介）作用下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虽然无力展示原本的真实，但并不是歪曲，只是强加了一个作用力，改变了原来的方向而已。因此它虽然不能如实反映应该有的真实，却也反映了另外一种状态下的真实。我们所要做的是不要让自己还有观众明白误认为那就是原来的真实心态。可见，表象的真实，也是一种真实。真实的多元性多层面问题，后面还将论及。

过程与跨度

    当今的纪录片创作中，对于过程的叙述经常不得要领，或漫无目的。因此有时候往往被当作纪录片的一种型态标识，因为过程通常是与纪实手法连在一起的，而纪实手法在有些人的眼中就是纪录片的一个标识。可能主要是它与“记录”的本性比较接近。

    其实，一个相对的过程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当它被放置于历史的长河当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当我们跟踪记录过程的时候，很难对其真实性和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虽然有时候过程或段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它本身却很难产生力度。能产生力度的是有历史感的“跨度”，而且正因为有了跨度，才能建立一个历史的坐标，做出真实的判断。

    我喜欢《下山》（2002年中国纪录片学术奖大奖作品）。片中自如的把纪实与非纪实手法进行结合，对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作不经意的点击和链接，使浓烈的情感和激烈的思考得以很好的融合。在这里虽然也记录了贺兰山区最后一家牧民被迫迁移下山的过程，然而，片中着重要表现的这个过程背后的东西。尤其是当这个过程与穿插期间的相应的历史点呼应的时候，建立起了一个能够装进很多思考的跨度。这时的过程是被分解了的，过程超越了自身，而成为一个载体，它以历史上的某些相应的点作为参照，折射出真实的意义。

    除了有很强的戏剧色彩过程以外，生活当中的那些贫乏、冗长的过程本身是缺少结构力的，也缺乏展示人物或事件深层内涵的能力，它只是一段生活的流程，因此如果要将它们用于片子当中，是比较冒险的。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展示过程的同时，对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因为在它所延伸出来的逻辑关系中，可以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也就可以完成一个相应的历史跨度的描述。也只有放置于一个历史的跨度之中，才能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真实性的观照，完成真实的描述。

如何靠近真实

    真实许多时候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幻象，或神秘莫测，或高高在上，或不可触摸。与之相应的是“记录”，因为“记录”两个字所承载的对于现实还原的品质要求，同样具有难以企及之嫌。这也是缘何人们偷偷把“记录片”改写为“纪录片”的一个原因吧。

    正面下一个定义要比从侧面去观照难得多，这点对于视真实为灵魂和生命的记录片来说更是这样。因此，严谨的人们更愿意用“非虚构”这样的一种表述，而非用“记录”这样的表述。因为相比较而言，“虚构”的内涵比起“记录”来说要明确得多，也容易表述得多。

    不过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靠近真实，也要靠近“记录”。

    如何靠近真实？前期比后期更为关键。

    在我们的纪录片研究中，对于真实的表达和实现总是更倾向于后期的制作阶段。其实，对于一部纪录片真实的思想，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前期的把握，包括采访、拍摄，还有此前对被拍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而且前期所获取的素材本身与原本人物或事件的接近程度，是决定反映真实度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如果在这一原始阶段进行掠夺性的摄取素材，对原生态造成毁坏，也就导致不真实的根本之源，记录自然会出现偏差，就已经不可能实现真实的表达了。后期只有是呵护，或最大化的保持所获得的真实内容，而非创造真实。不可为无米之炊，前期素材的不真实性或非原生态，也就难以完成真实的描述。

    拍摄时间的不足和认识的不求深入，是导致认识上偏差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当前纪录片制作的栏目化趋向当中尤其值得注意。栏目化的纪录片制作，首先是拍摄周期有了明显的限定，而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的实现是严重的障碍。因为，无论是对于一个人的认识还是对于一个事件的认识，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甚至是一个往复的过程。

    在拍摄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到后来经常会发现前面的拍摄时的认识和把握是不准确或不正确的，这种时候不得不做出调整甚至放弃前面的拍摄。而这种发现如果没有相对长的是时间是很难做到的，这样，对于那些拍摄周期短的片子来说，很可能所获取的东西是不准确或不真实的，或者至少是很难确立事件的逻辑关系，只能浮于表层，从而导致所反映的内容平淡如水。

    2002年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短篇一等奖作品《他乡，故乡》，反映的是一个上山下乡的上海女知青，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随政策返城，而是近半个世纪一直扎根于农村的故事。作者在前期大部分的拍摄采访都没有获取有意思的东西，因为主人翁的过于豁达几乎有点缺少人性和人情。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她终于下决心回去阔别36年的上海探亲的路上才被突破。在飞驰的列车上，望着窗外，裹藏了多年的人性慢慢启封并裸露出来：她终于感觉到了少女时代激情和冲动的代价。可以想见，如果本片没有这样一个段落，会缺少多少的张力，也会感觉到不真实，甚至都没有了立片灵魂。

真实的表达

    真实的表达，是由多方面共同完成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作者态度的真诚与否。如果作者没有一个真诚的态度，要完成真实的表达是不可能的。作者通常是依照自己的需要来选取、组织和使用材料的，因此，每个环节既可以力真实更近，也可以离真实更远，关键是作者的心态。如果功利性太强，或主观性太强，都不可能获取真实、表达真实，因为，那样往往会看不清或忽略真实的原来面貌。如在某个片子中，作者急于得到一个结果，竟不顾婴儿生命的安危，违反医学道德做了亲子鉴定。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能较快做完片子，然而，片子本身离现实的生活远了，离真实远了。

    真实的表达，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确保被访者说的是真话。这似乎简单，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作者的真诚与否往往是关键，另外，还要让被访者有安全感。

    当然，要是表达真实，作者的认知也非常重要，如果作者对于要表达的人物或事件本身就缺乏科学的认知，其表达自然就不可可能准确。而要有个准确的认知，经验和时间都非常的重要。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人，作者的平等、真诚、善良的品质显得非常有用。

    要完成真实的表达，还有就是对真实本身的理解也很有关系，应该认同真实是又多个层面的。人们以往对于真实的解析，通常不是简单化，就是哲学化、神秘化。简单化的解析是把真实描述为一种纯自然的客观状态，容不得任何的主观因素的介入。而哲学化的解析是把真实看的过于神秘，被定位于一种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触摸，难以企及。其实纪录片的真实，应该是有不同层面和不同形态的。如果不正视这一点，对于真实的问题永远也纠缠不清。

    譬如有现象真实、本质真实、主观真实、客观真实、心理真实、思想真实，等等。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片子，真实的层面和含义也会有所不同。

    由于真实的特殊品性，对于真实的表达也自然会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层面，如选择纪实语言的自我陈述，还是非纪实语言描述；以什么样的视点进行观照，是亲历者、旁观者、闯入者，还是审视者；采用客观性的叙述还是介入主观因素，主观介入的度；等等。关键的就是要最大可能的接近各种真实，最为艺术的表达各种真实。伊文思的《风》，用扮演的方式，通过自我审视和探寻，描述了对于生命的真实思考；小川申介的《三里塚》，“镜头一直呆在那儿”，花5年时间，用纪实语言真实地记录了农民保卫自己土地的斗争；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利用媒介的暴力让每一位被动的受访者进入极具设计感调查中，从而完成“极具文献价值”京城众生像真实描绘；张以庆的《英和白》，则是精心营造一套形象系统，使自己真实的思想完全地得以展露；等等。这些风格迥异的片子，却有一个共通点：真实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