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曾经的现实是，地下电影必须依赖西方电影节才能存活，而现在的中国主流电影也已经到了必须依赖西方电影节才能收回投资的境地，不参加戛纳、威尼斯或柏林，电影将很难取得理想票房，这是中国电影的悲哀。而影评人张亚璇说， 意识到西方电影节并非真理并不需要太多的自觉和清醒，《孔雀》和《可可西里》作为主流电影，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和必须期待的。起码所有那些看完《十面埋伏》而感到可笑和极度空虚的人，都应该能够从这两部电影中获得极大的安慰。
影评人观后评论
田壮壮对于《孔雀》和《可可西里》的论断已经在某个圈子里获得广泛的流传，他说它们是“最近五年(还是十年？)来最好的两部中国电影”。如果进一步揣测他这么说的道理，那也许是因为前者联系着一个过去的年代和关于那年代的生活记忆，而后者显示出的力量和强度，则折射出他对于电影，尤其是现在的中国电影所怀有的某种期望和理想。尽管是两部在叙事、风格上迥然不同的作品，但它们并非完全不能被放在一起谈论。至少它们在同一年出现，不得不分享一个共同的语境和上下文——不仅关联历史，更加牵涉现实——而它们各自的魅力和意义也正要在其中才能获得发挥。
《孔雀》：一道回望的目光
《孔雀》是一道回望的目光。作为第五代的标志性人物，顾长卫通过这部影片，将自己的身份由摄影师转换为导演。然而他的姿态似曾相识，他的电影在陈述一个过去的年代：这仍是关于历史和记忆的叙事，那仿佛是他和他的同代人在电影表述中早晚都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然而和这个序列中的其他作品(至少是和《霸王别姬》、《活着》、《蓝风筝》)相比，《孔雀》至关重要的不同在于：有关历史或政治的场景完全隐没在影片叙事的地平线以下，甚至没有指涉，透过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展示出来的，只有日常经验和日常生活。这种回避一定是蓄意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也不仅仅而且首先不是作为叙事策略有意义。应该说，不是导演，而是编剧在这种转变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年龄大致正与影片中的父亲和弟弟相对应。
作为一部“文革”后叙事的电影，《孔雀》所容纳的共同记忆不单是一代人的，在这里，历史不再是舞台，人生也并非传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人物就能够逃脱历史的网罗。影片长度虽然超过常规电影，但结构清晰严整，叙事以姐弟三个人物为核心依次展开，摄影美到了超过那个年代的生活本身，而他们的命运正如同叙事本身的循环往复：每一个人都试图逾越自己，获得别的生活，结果却永无出路。这正是《孔雀》的无限感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十多年前，谈到第五代电影，贝托鲁奇被频频引用的那句话，“个人是历史的人质”，对于今天的《孔雀》仍是一句箴言。它关于历史的叙述非但没能救赎现在，个人在叙事终结之时反而更深地陷入那片雾蔼。
《可可西里》：向未来敞开
如果《孔雀》客观上只能像京城某位著名作家说的，是“第五代的终结之作”，那么《可可西里》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注定是在向未来敞开。这并不是一部倡导环保的电影，也没有牵扯民族问题。人和动物的关系在影片里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生与死。由于那样一个极端的环境，无论对于影片中的人物，还是导演陆川，包括剧组所有成员，这个问题都绝不虚幻。面向生存本身的拍摄使得所有附加的价值和情感都被剥离出去，他们最终完成的是一部纯粹的电影，具有坚硬的质地和阳刚的力度，这在中国电影中并不多见而且已经久违。它甚至不显示野心，像《寻枪》那样，因为陆川所有的野心，都已经在拍摄的行动和过程里得到释放。从某种角度而言，影片文本内部的现实感念也许不够充分，然而此时此刻，它却在一种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与这个国家的电影现实达成了更加深度的对话，并具有某种启示性。这不仅来自于它的精神立场，更因为它表现出一种能力。这是一种关注别人，诚实地表现别人的生活的能力。中国电影的狭隘，并不仅仅在于体制的约束，无数别人和别的生活，是遗落在它的视野之外的。陆川早就说“真的想为他们拍一部电影”，他做到了。他把自己的电影实践首先变成了一场生活实践和身体实践，因此那里面既没有优越感，也不软弱，更不漂浮。通过这部电影，陆川为自己寻找和确定了一个新的起点；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则提供了一个尺度(不是方向)。然而它所蕴含的能量是否能够被充分地认识和发挥，却也不是它们自身(作品和作者)所能决定的。
虽然都通过了电影局审查，但这两部电影何时在本土市场公映还未可知。有时民族电影的尴尬在于一个二十年来的既成事实，那就是在西方视点之下，不得不落入的一种看与被看，选择与被选择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的。意识到西方电影节并非真理并不需要太多的自觉和清醒，《孔雀》和《可可西里》作为主流电影，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和必须期待的。起码所有那些看完《十面埋伏》而感到可笑和极度空虚的人，都应该能够从这两部电影中获得极大的安慰。
记者观影手记
《可可西里》：像一块重石砸向心头
在去看《可可西里》的路上，我绞尽脑汁地暗想，如果我不喜欢这部电影，应该如何不着痕迹地圆个场，还要假惺惺地给导演陆川一个说得过去的交待，我一直为此烦恼着，直到电影开幕。原谅我，过多的失望的观影经验，让我已经养成了事先世故的不良习惯。在北影的一个小型观片室里，几个记者，几个陆川的朋友，在电影开幕前的那个时刻，我万万没有想到，这部电影会像一块重石不容分说的砸上心头。
《可可西里》是一部非常壮丽有力的电影。真实故事的背景，让这部电影拥有着纪录片的优秀质地。最近几年，纪录片忽然在喜欢影像创作的人群中时尚起来，但大多数的纪录往往充斥着无聊的琐碎画面，让人昏昏欲睡，我不觉得那些所谓描述生活的纪录有什么实在的存在意义。《可可西里》是不同的，它的纪录真实的再现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在简单快速的节奏背后，有着非常恰当的情节铺陈，也有着一个遥远实在的地理背景。让我感觉更惊奇的是《可可西里》其实是一个故事，尽管它取材于真实事件，但它毕竟有经过虚构及文学创作后的剧本基础，我对陆川刮目的原因之一在于，流露在这部电影中的情感，是如此的真诚，营造出让观众们感受不到文学文本存在的气氛。那种文学作品气息几乎在近几年的中国电影中占据了主导。
能深深打动我的另一个原因是，陆川放弃了从前的愤怒评判，他一贯的热血激情，在《可可西里》中收敛成为有距离感的冷静的镜头。它冷静地描述着生死，平静地讲述，客观得让人难过不忍，主人公最终被盗猎者杀害，那是一种观众们无力想象的简单直接和平淡。忽然，生命没有了，一切戛然而止，导演陆川，对这一切没有表态，这才是他真正狠的地方，他太残酷，应该说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吧。很久没有过这种被勇气击过的难受，感谢导演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孔雀》：镜头静悄悄地绽放
接下来，我忍不住要为《孔雀》再唱赞歌了。我实在也非常喜欢顾长卫作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孔雀》与《可可西里》无论从题材还是手法上，都不具任何可比性，曾有人问我，两部电影哪一部更好，我无法作答，如果非要给一个比较的答案，我只能说，《可可西里》使人认知个体的生命，而《孔雀》则让人思索个人的生活。只有一个摄影师出身的导演才能做到对画面如此讲究，顾长卫用一个个干净的长镜头呈现着再普通不过的人家，每个画面中都隐含着一种情绪，就像滋生在水面上的情绪，延展着剧情，所以顾长卫导演真的挺厉害，他的画面不仅唯美，定格下来还能见到内容，换句话说他确实摆脱了一个单纯摄影师的角色。
《孔雀》不是一个有着明确情节的剧情片。在影片开始时，我进入的并不快，听了太多赞誉之词后，当真的坐在银幕前，却生出好奇的逆反心理，恰恰是慢慢的状态，让我在影片结束时怀有无限回味。电影开始之初，我觉得它很像早期的台湾电影，文学剧本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镜头静悄悄地绽放，细琐的生活充满着唯美的诗意。顾长卫把细节的精妙发挥得恰如其分。三个卑微的孩子卑微的生活，如同我们一样平凡卑微，但是梦想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昙花一放，留下撼人的微笑。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每一个经过70年代的人都可以或多或少的感觉得到，那就是我们曾经经过的日子，可能依然在经过的，暗恋、期待、破灭、感伤。顾长卫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故事，各种丰富的细节让这个风轻云淡的影片同样具有力量，这是一个被唤醒的过程，对创作者和观众皆是。
顾长卫把一个容易流于矫揉造作的怀旧故事成功的做成了有内涵的作品，他说，他希望《孔雀》是可以存留下来的中国电影，我想，《孔雀》应该有它该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