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锦川：我的道路

 
　　1993年以前的纪录片，独立制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完全隐藏，只让被拍摄对象说话，甚至是不加选择的。

　　1992年的在张元家里的一次聚会，有十几个人参加。它和过去的文化运动相比，有类似之处。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多少有一点作为纪录片运动开始的味道。

　　我是在93年《青铜》之后开始接触国外大量的纪录片的。93年的山形纪录片节，这是我真正接触纪录片，就像从未浇过水的花儿一样。日本纪录片节对我的影响：一是专业的充实，另一是感情的安慰，因为独立制作在国内很少安慰和认同，没有气氛。到了日本后，感情上有找到家的感觉。事实上哪个纪录片节也上希望能给人那种志同道合的感觉。西方的纪录片已经很发达，亚洲才刚起步。各自在黑暗中摸索。纪录片节使志趣相同的人聚集到了一起。

　　还有一个问题，在出去之前，对自己拍的作品多少有些沾沾自喜，但一旦出去，把自己作品与他人相比，所有得意的地方都不存在了。无论从制作、表达方法、以及纪录片制作观点上，我们和国外纪录片制作的差距都很大。因为我们的环境相对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必须向别人学习。

　　当时有许多记录片大师在场。那儿每年会集合各国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现在似乎差一点。小川绅介在世的时候，初衷就是希望能把它做得像家一样。支持亚洲纪录片，小川出事后，宗旨变了。更向竞赛的方向靠拢。

　　国内研讨会往往会从研讨出发变为表彰类型。各说各的，最后就不知所云了。

　　1994年4月，北京一个寻常的初夏。我们蹬着一辆借来的三轮车，驮着所有的器材，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拍摄名为《广场》的纪录片。

　　90年代无疑是一个最为喧嚣、纷繁的年代。置身其中，所有的事物就象笼罩在广场上空的雾霭一般显得飘渺而无序。五彩斑斓的风筝在天空飞翔，鲜艳的旗帜降下复又生起，赭红色的城楼仿佛一块无法拂去的印记耀眼夺目。注视着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却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于是，我们设想剔去现实的色彩，静下心来观察每一个局部，每一段时光流逝的过程，终于，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和象征意义的广场赫然显现在黑白胶片之上。

　　硕大的广场犹如一个露天舞台，每时每刻都充斥着熙熙攘攘的表演者。“五四”过去了，“一二九”过去了，49年以来，一切令我们亢奋的事物都过去了。然而，从一脸虔诚的朝拜者身上，从各种庄严的仪式当中，从弥漫着甜腻的空气里，我们恍然大悟，什么都没有过去，广场还是广场。

　　这是一个无法解构的神话。

　　94年4-10月拍的《广场》。我拍片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大环境。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把片子做完。可与观众见面。这些影响你的牌示方法和表现方法。我较偏爱怀斯曼的风格。这一类作品在纪录片中影响很大。拍《广场》，我觉得他对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我看他的第一个片子并不是他最好的动物园》，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无聊。拍的是动物园里人与动物的关系。当时我确实看得有一点蒙，但是很快就理解到了他的意思。 我和张元合拍《广场》之前，他很苦恼，于是我俩决定拍纪录片。他当时对我的想法不是很理解。因为《广场》没有主要事件、人物、事件、矛盾、冲突都不存在、结构很松散，好多要素都缺乏。当时要做90分钟以上的，用的是35毫米胶片拍的。张元从他拍故事片的经验来看，拍要冒很大的风险。我给张元看了怀斯曼的《中央公园》，至少在形式上此片和我们马上拍的《广场》有相似之处。它也缺很多的要素。通过讨论我们决定了《广场》的拍摄。但是《中央公园》和《广场》它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本身的风格差距还是很大的。人们感兴趣的是影像背后的东西。怀斯曼是一个符号。他会成为这么一个代表。我能不断地看到新的纪录片。几乎每年，国际上，包括和他们交流纪录片发展的探讨及纪录片观众的实践，在什么影片中应用，应用到什么程度，交流的东西很多。对我的影响不仅的怀斯曼这种方式。只是那时比较偏爱这种方式。 就像一个人性格有很多一样，很难说一部作品就能真正地代表你，比较困难。

　　95年回到西藏拍片，到97年完成了三个片子。《八角街》，100分钟；《天边》，140分钟；《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100分钟。前两部片子是我都喜欢的，另一部有点凑和事。因为自己做的不够。 那两个片子我都很喜欢，只是《八》影响比《天边》大。关于《八角街》，它一个是从我性格出发，另外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向别人学习的实践。《天边》是写人与自然，牧民的生活，自然环境严酷下人生存的状态，它和我最初的去西藏的感受相似。《八》是较冷静的观察，至少看上去是比较客观的反映。《天》可能在方法上有相似，但在情感上仍有特别大的起伏。因为那是一个有人物的故事。《八》里的人物都是符号，不会有主人公、角色的感觉。在《天》里是活生生的人物，有生活中的幸福、尴尬，有血有肉。

 
文章来源: 　200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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