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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人物志(2):段锦川,雪域之子

2004-7-28 22:23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宏宇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段锦川,1984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之后长期在西藏工作,1992年回到北京。现为独立电影人。

主要作品:
1986年  《青稞》 
1992年  《青朴——苦修者的圣地》(与温普林合导), 73分钟 
1994年  《广场》(与张元合导),100分钟 
1997年  《八廓南街16号》,100分钟、《天边》,140分钟、《加达村的男人和 女人》,100分钟 
1999年  《沉船-97年的故事》(和中央台合作拍摄),60分钟 
2002年  《拎起大舌头》,75分钟 
2002年  《爱情战争》(与蒋樾合导),50分钟 

  90年代无疑是一个最为喧嚣、纷繁的年代。但是,段锦川却出奇的冷静…… 

  段锦川1984年进藏后一直在电视台工作,对摄像机和拍电视早已是行家里手,但真正认识到纪录片的本质是在1993年去日本山形电影节看了怀斯曼的作品之后。他第一次拍摄比较重要的作品是1994年和张元合作的《广场》,以广场这一中国人最熟悉的场所为展示空间,冷静、客观地纪录了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生活片断和状态。全片没有具体人物、没有矛盾冲突,导演剔去现实的色彩,静下心来观察每一个局部,每一段时光流逝的过程,最终,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和象征意义的广场赫然显现在黑白胶片之上。 

  1994年段锦川回到西藏拍片,到1997年完成了三部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天边》和《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八廓南街16号》影响比《天边》大。《八廓南街16号》是一种较冷静的观察,至少看上去是比较客观的反映。片中的人物更像一个符号,不会有主人公、角色的感觉。这种表现方式与段锦川的性格有关,也是他多年来向别人学习的实践。《天边》是写人与自然,牧民的生活,自然环境严酷下人生存的状态,是一个有人物的故事,在情感上有特别大的起伏。体现了他最初去西藏的感受。 

  《八廓南街16号》是段锦川在1997年用了半年时间拍摄的。这部片在1997年获得法国庞毕度中心“真实电影节”的首奖,成为中国纪录片在世界纪录片影展获首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段锦川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全片长期观察拉萨一个“街坊委员会”调解藏人各种事务的过程,透过细节让人身历其境,看到外人较难看见的一般藏人生活的面貌。 

  《广场》和《八廓南街16号》是这样两部片子,它们向观众充分展示了段锦川对生活的把握能力。从题目就显而易见,段的意图不是把握个人的生存状态,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之下的群像,段锦川想要的是覆盖面,而不是具体而微。段锦川喜欢拍摄事件,这里重要的不是某个人物,而是人在其中的环境;但他只拍公共空间,不涉及私秘性。他采用的是一种旁观的方式,也就是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介入、不干预,争取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尽量完整地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首先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这种冷静的拍摄方式让他能“复杂地表现复杂的生活”,展现生活中的各个侧面。可以说他的几部成熟的纪录片是肇始于六十年代的“直接电影”在中国的成熟的操练。而这种方式并不意味着他的纪录片不强调戏剧性,相反,段锦川在他所观察的生活中总是尽量寻找戏剧性元素,他理解的戏剧性是结构问题,认为应从影片结构上整体把握事件的发展、转折、冲突及人物关系。 

  段锦川的最新纪录片《拎起大舌头》在准备三年、拍摄一年多后于近期完工,拍摄东北农村的村民选举,并与BBC和法德合办的专放纪录片的ARTE电视台合作。在“中国纪录片20年回顾”研讨会部分的展映中首度与观众见面。 

纪录片作者的新生活  
  
  中国纪录片独立制片人群落在以“作者”的精神形象高调出场之后,渐渐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生存的问题。现在,这种问题因为有了国外职业化纪录片运作方式的介入而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纪录片作者正在开始他们的职业化生涯……

体验“预卖”

  在国内拥有一定知名度的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段锦川和蒋樾,最近完成了他们的新作品《拎起大舌头》和《幸福生活》,并在“中国纪录片20年回顾”研讨会部分的展映中首度与观众见面。这两部作品的制作以“预卖”的方式获得了来自国外的资金。在段锦川和蒋樾的办公室,他们向记者讲述了初尝此种方式的体验。

  “预卖”是在欧洲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作者有了一个想法、计划,与一些广播公司接洽,如果对方感兴趣将进一步洽谈并最后立项。广播公司将把出售成片的钱预付给作者,并将拥有成片一定年限的部分版权。比如非卫星传输的、闭路的频道有一到两次的播映权,也有一种可能就是10%或者20%的利润回报。对这两部作品,“严格意义上讲,版权完全是属于我们自己拥有的,而不是我们做来料加工。他们也没有销售权,我们自己可以再找代理公司销售。”段锦川说。过去这种方式往往是一个广播公司来投资,那时候纪录片的收视、回报都还可观。近几年开始改变这种方式,为了分担风险,通常是集合七八个公司一起来分担风险、分享结果。

  机缘似乎巧合。段锦川和李红拍过纪录片《回到凤凰桥》,这个片子的一个最大买家是BBC,他们看过以后觉得片子不错,但如果要在BBC播出要做一些修改,于是派了一个所谓英国很好的编辑帮助作者一起来做调整。认识以后,段锦川与他聊起自己和蒋樾从1998年起就开始酝酿的一个计划,英国人觉得应该做,于是做起了中介。

  1999年夏天,包括英国BBC、法德合办的ARTE、加拿大的CBC等广播公司来人与他们一起做了一个研讨会。这些公司之前没有和中国有过这样的经验,中国导演的能力、水平、感兴趣的问题和拍片子的方式他们都不了解,而他们媒体的兴趣,中国导演也不了解。双方通过研讨会交流并确定了这个计划。现在在这个项目里的有六家广播公司:最大的是BBC,其次是ARTE,斯堪的纳维亚的四家国有广播公司——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这六家公司拥有成片在中国以外地区的优先播出权,最优先的是BBC,因为它占的资金比例最大。“这种方式在国际上流行了至少七八年了,但是我们知道得很晚。”

国内的生存困境

  以前,独立纪录片作者获得拍片机会的途径基本有三种,一是自己掏腰包,一是接受别人赞助,还有就是与国内电视媒体合作。这对他们来说显然都不尽如人意。段锦川告诉记者,杜海滨拍《高楼下面》就是找到一家赞助公司,所谓的赞助其实并没有钱,就是提供了一些设备、磁带,但这个片子的版权就和杜海滨完全没有关系,版权和利润都归公司。这个“不平等条约”让人惊讶,但是“没有更好的条件,拍片子的人如果有这个条件,就挺高兴的了”,段锦川说。

  给国内电视台做节目,令他们无奈的是各种限制。段锦川回忆1997年跟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组做一个《时代写真》,从全国找了十个能力不错的导演。那一次算是打破了界限,不全是媒体从业者,既有中央台、地方台的导演,也有像他们这样的独立制作人。世纪之交的一个系列,投资也很高,创作的时候的条框比较宽松,只给了一个长度、一个选题的论证。但最后的结果是,片子按照制作计划准时完成,一到审片的时候全被枪毙了,一个都没过。“整个系列花了大概四五百万,最后还是一个东西卡在那里。”

  蒋樾的《幸福生活》,前两个月在《东方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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