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纪录片？

     这还是1997年冬天的事情。
                
     那天下了点雪，外面特别冷，小风飕飕地吹。我和李小山同志从台里出来，抬着一台betacam录像机，打了个小“面的”，赶往著名的三里屯“乡谣酒吧”。那里将要放映段锦川老师的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我们号称是他的“助教”，其实就是负责按录像机上的“play”键的。
               
            当我们搓着冻僵的双手开始连接机器的时候，酒吧的临时放映间已经坐了四五十人。“乡谣”酒吧邻近北京的使馆区和许多外资机构，是所谓的“OL”经常出入的地方，因此来的人有很多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小资”，那时候“小资”的名声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臭了街，还是时尚生活的代名词，就比如他们喜欢看普通人不怎么能坚持看下去的纪录片，像《八廓南街16号》什么的。
               
            片子挺长，90分钟。中间我除了看片，也注意到那些可爱的观众们。七八十人基本都保持着统一的姿势——以手托腮，纹丝不动。每看到此，我都不禁再使劲打量一下正在放映的片子，真的有那么好看吗？直到第二年，这个节目在法国拿了真实电影节大奖后，我才又想起那间小黑屋子里面的男男女女，这些早期小资，端的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啊！
               
            “酒吧间放映”的高潮部分自然是与创作者交流的时间。片子放完以后，同志们群情激愤，一个又一个问题无情地向段锦川老师抛来，有些提问还特别专业，比如问小段“今年多大”、“结婚了没有”什么的。把当时还很纯洁的段老师问得一个劲地瞅天花板。您看，纪录片观众就是这么热情和执著。
               
            1997年的时候，北京这种放映活动人气甚旺，在另一次纪录片沙龙里，我记得一个络腮胡子导演曾经很愤怒地对提问者说：“你误读了我的片子，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再看一遍”，提问者居然立刻乖乖地坐了下去。大师们最经常说的词汇是“我的纪录片如何如何”。说实话，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片子都有着非常强烈的个人化色彩，这种个人化色彩一方面使片子的作品感非常强，另一方面也使片子的可读性变得比较差。大家不好意思中途离席的理由更多的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与其说大家是一起观摩片子，倒不如说这样的聚会更像是大家相互勉励着把片子看完。
               
            有一阵儿，我简直喜欢死了这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纪录片沙龙”，北京东边的“乡谣”和西边的“黄亭子”是经常举办这种宗教仪式的地方，我颠儿颠儿地辗转于两个酒吧之间，分享着纪录片大师们的成就感。我甚至认为，和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不同的是，这种小范围放映的纪录片才是真正的纪录片，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拍一个片子，在这种环境里放一放，然后跟大家说“我的这个片子实际上是我对生活的思考”这一类惊世骇俗的话。因为这是“我的”纪录片。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拍出一部有资格在沙龙里放映的“我的”纪录片，倒是三年前鬼使神差地做起了主流媒体里的纪录片栏目的制片人。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顽固地认为纪录片就是个人化的东西，而观众是需要“培养和引导”的。记得有一次，我的领导为了我说的一句话“纪录片始终是小众的”大光其火，给我们开了两天的会，中心的话语是，“你以为是谁的纪录片，纪录片是观众的纪录片，没有观众就没有纪录片”。从领导愤怒的程度我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的选题更多地偏重于老百姓关心的话题。改版为《见证•影像志》之后，这种讨好观众的态度就变得更加谦卑。
               
            为此我还觉得挺对不住我们的外围创作群体，栏目成立以来，《见证》几乎聚合了全国最优秀的纪录片创作者，选题方向的改变是不是影响到了创作者的个性呢？今年年初，为了制作纪录片集《时代的面孔》，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纪录片人应邀团聚在北京。这种会议以前我们也开过，大家在一起谈的都非常玄，什么意义啦，价值啦，风格啦•••总之都是形而上的东西。但没想到今年大师们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时代的面孔》往简单了说就是以一组照片为主体，讲一个离奇的故事。这么简单的制作邀请了那么多的大师，策划会上我真的有些张不开嘴，磕磕巴巴的把我们的意思说完之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立刻表态：
            “我明白了，咱们这次要做的就是俗一点的东西，我有两句话送给大家：血水加泪水，拳头加枕头！”太精彩了，这几乎可以和几年前故事片提出“武戏要上房，文戏要上床”的口号相媲美。
                看来大师们也开始把观众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