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主义者的信仰

   1995年的北京，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还只在很小的范围传播，不管是《蓝色》、《白色》、《红色》还是《情诫》、《杀诫》或者《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每看过一部之后，围绕着影片所产生的讨论都相当的热烈。戴锦华撰写的关于《情诫》和《杀诫》的影片分析成为很多学电影理论的学生的范本，而在更早的一本电影理论刊物上，已经有了导演系的教师章明分析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影片《盲打误撞》的论文。
    
    医学院的大学生维托克得知父亲病重，他必须赶回去。一口气赶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开动，维托克疯狂地追逐起火车。第一段，维托克追上了火车，他在火车上结识了一个虔诚的共产党员，受其影响，维托克也成了积极的革命分子；第二段，维托克没有追上火车，他还因为殴打阻拦他扒车的警卫而被关押，随后结识了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人士，他自己也成了一个不与政府合作的人（这样的人生也够严酷的）；第三段，他没有搭上火车，也没有跟铁路警卫打架，他转过身抬头看见热恋着他的同班姑娘，他决定为这个爱情去做点什么，回到医学院和她结婚，从此过着平静无忧的生活，不涉身任何政治事件。 
          
    维托克的选择似乎完全是自主的，不象第一个境遇和第二个境遇那样的被动。维托克果真可以从宿命中漏网吗？《盲打误撞》有一个可以说是极其悲观的结尾：维托克因到国外参加医学学术会议，他搭乘的飞机在空中爆炸！偶然来到世间的生命也在偶然中灰飞烟灭，《盲打误撞》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罗拉快跑》、《滑动门》，它向我们呈现了人类受制于机遇而不是选择的被动处境，因此，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译名《盲目的机遇》。 
          
    没有《盲打误撞》就没有后来的《蓝色》、《白色》和《红色》。我一直把这三部影片看成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又一部《盲打误撞》。提起《蓝色》、《白色》、《红色》，立刻会让人想到法国国旗，想起“自由”、“平等”、“博爱”。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位经历过专制体制的波兰人来到法国定居之后，他并没有打算用他的影片来歌颂或者咏叹“自由”、“平等”、“博爱”的神圣。人真的有自由吗？他能摆脱他的命运吗？“我们离真正的自由有多远？”（基耶斯洛夫斯基语）平等呢？平等是否存在过一瞬？至于爱，你能看到它背后的东西吗？当然，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怀疑不仅限于此。看过他拍摄的《十诫》中的十个短片之后，你会发现他对亲情、对科学文明、对历史、对现实、对上帝没有一个不怀疑的。为什么这位温和谦卑的导演会透过他的影象怀疑一切？ 
          
    《红色》中有一场令人津津乐道的戏，也被视为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变得温情的象征。影片的结尾，发生了一场海难。女主角在海难中幸运生还，与她一起获救的还有《蓝色》、《白色》中的男女主人公和一位陌生人。三部电影中困顿挣扎的人在最后时刻获救，跟《盲打误撞》中的主人公死于空难形成强烈的对比。 
     
    基耶斯洛夫斯基果真开始相信上帝和救赎了吗？ 
          
    拍摄完《红色》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宣布不再拍片。这个举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就埋下了伏笔。196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以纪录片在波兰开始自己的电影之旅的。有一天，基耶斯洛夫斯基觉得自己不能继续拍摄纪录片了。他发现拍摄纪录片所受到的限制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死亡，你不能去拍摄一个人的死亡，因为那是一个极其私密的过程。而故事片，完全可以能够做到。我相信，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电影本体的第一次深刻的思考所导致的决定。在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纪录”的有限性之前，他就选择了放弃。令人忧虑的是，今天在我们的媒体里，经常会出现用“针孔”摄象机偷拍的镜头和画面。是谁赋予他们那些 
          
    近乎于上帝的权利？      
     
    1995年5月，“三色”中的最后一部《红色》在戛纳电影节上输给了《低俗小说》，没有摘得金棕榈的桂冠。而之前《蓝色》在威尼斯获得最佳影片金狮大奖；《白色》在柏林获得最佳导演奖。美国电影顽童昆汀．塔兰蒂诺在戛纳的获奖，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空手而归被很多人视为“痞子战胜了大师”，更有人认为这是直接导致基耶斯洛夫斯基退休的原因。这样的说法无疑是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误解，我觉得他放弃拍摄电影就跟当初他决定不拍纪录片而只拍故事片的原因一样，他并不想继续扮演给观众提供一切幻觉的上帝一样的角色。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是这样说的：“全世界的电影制作都是一样的：我被安排在小舞台的一个角落里，那里只有一只沙发、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在这虚构的内景中，我那严厉的导演声听起来非常滑稽可笑：安静！准备！开始！我在做一件无意义的工作，这种想法一直折磨我。。。。。因此经常可以感觉到自己工作的荒谬性。” 
          
    基耶斯洛夫斯基经常感觉到从事电影拍摄工作的“荒谬性”，这跟列宁同志所说的“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那句响亮的口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同时，基耶斯洛夫斯基还善意地地讽刺了费里尼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电影厂里建街道、房子、甚至人造海，这样很多人就看不到那些导演工作的惭愧与渺小了。 
          
    电影从诞生到现在不过才108年的历史，它被赋予的一切光环和伟力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快要走到生命的终点之前，终于有了自己的认知。这和那个用胶片只拍摄了一片蓝色，“影象归零”的英国导演德里克．贾曼相比，可谓殊途同归的大彻大悟。 
          
    1995年，我身边有很多喜欢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朋友，许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喜欢过他的影片的人，开始表达起不喜欢他的理由。他们不喜欢他的理性，不喜欢他的温情，也不喜欢他的悖论。用句很俗的话就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应该相信点什么。而基耶斯洛夫斯基总是过于执着的向我们指出没有绝对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东西。 
          
    一个怀疑主义者的信仰是什么呢？ 
          
    我是在电影学院的拉片室里完整而详细地看到《盲打误撞》的。那真是一次盲打误撞，原本就是为看《盲打误撞》而去的，可我发现了另一部影片，同样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的作品《无休无止》。影片的故事再也悲观不过了，一名律师的灵魂来到实施戒严法的世界（当然是波兰），这个已经不存在的人向他所有留下来的东西发出信号。其中包括他辩护的，被指控为反对党活跃分子的工人，代替死去的他为这位工人做辩护的老年律师以及他的遗孀。影片最令人震惊的部分是他的遗孀的自杀。你可以将她的自杀看成是她对极权体制下的波兰难以摆脱的恐惧，也可以看成是她对丈夫“无休无止”的爱，更可以看成是她突然感觉灵魂孤独无依的省悟。 
          
    自杀的场面冷静而又惊心动魄，女主人公将窗户关上，将煤气打开，用胶带封上自己的嘴，用绳索缚住自己的双手，然后，决绝地走向死亡。而她的丈夫的灵魂，就在旁边，安静地看着，没有上去阻拦（事实上，奇迹也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这大概是电影史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自杀的事件中的一件，与布列松的《穆谢特》中那位对所有人类充满怜悯和弃绝，投河自尽的骄傲少女带给我的震撼是同等的。 
          
    虚假的温情，伪善的人道，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所谓萦绕于他影片中的温暖早就在《无休无止》中被封冻了。《蓝色》和《无休无止》中的两位女性在影片中都面临着人生最大的困境——丧偶之痛。《蓝色》中的女主人公在经历了百般挣扎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新的生活，那样的新生活是否就有彼岸？相反，我觉得它来得更加虚无，是绵绵之生的痛苦。《无休无止》中的女主人公给了自己机会，如果生命如此痛苦，不如结束。 
     
    1996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进行心脏手术时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才55岁，对一个电影导演来说，可谓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因为他正希望享受不做导演不拍电影的人生。 
     
    电影真的带给基耶斯洛夫斯基那么多不快乐吗？基耶斯洛夫斯基也谈到过拍摄电影所带给他的幸福感受。在一个会议室，一个看过《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的15岁少女三次走过去告诉他，她相信的确有灵魂存在了。“工作了1年时间，花了金钱、精力、时间和耐心，折磨自己，消耗自己，做过上千个决定，而这一切能使巴黎的一个少女认识到存在灵魂这样的东西，真的很值，这些是最好的观众，这种人不是很多，但确实有一些。”（基耶斯洛夫斯基语）
    
    
    不相信上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是相信灵魂的，在他的诸多影片中总有一些跟剧情不相关的陌生人走过。《无休无止》讲的是灵魂的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也是讲述的灵魂的爱。两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姑娘，她们有着相同的容貌，有着相同的名字——维洛尼卡，可是她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她们都有着音乐天赋，甚至有相同的疾病——心脏病。她们互不相识，却隐隐感到对方的存在，就连童年被火灼痛的记忆都是一样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在他的电影里，让生活在波兰和法国的两个灵魂不再感觉孤苦无依。“此刻有谁在这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这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在笑我。/此刻有谁在这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这世上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里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