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逍遥》：一种嬗变

    贾樟柯原来也是一位地方性的导演。从他的已经问世的三部作品看来，原来他一直没有脱离山西，那样一个特定的地缘文化形态。
    
    在这里，仍然要联想到贾樟柯自己也很推崇的导演侯孝贤。侯氏的早期作品，也是一直扎根于台湾的本土生态，和他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生命体验。贾樟柯能否成长到，如侯孝贤一般的大师水准，未来尚难预料。值得庆幸的是，最起码，中国大陆终于在新世纪初，也逐渐开始出现了如是的影像记录。
    
    《任逍遥》里，贾樟柯把背景从汾阳小城搬到了山西大同，一座中国北方有着更为强化的工业背景的中等城市。但是本质上，这部电影的环境和贾樟柯的前作并没有太大区别，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中国北方的空旷、粗犷、荒芜的气质。贾樟柯似乎更为钟情于这样的气质，也许这样的气质，更为容易磨砺细腻的生命情感，自然环境的大，可以更为反衬出个体生命空间的渺小、脆弱和稀薄。
    
    　　电影里的一些人物活动的空间，是我们在《小武》、《站台》里，已经逐渐开始适应和习惯的。
    
    　　一间有着浓厚旧时代痕迹的空旷车站，光影暧昧不清。贾樟柯自己扮演的那个歌者，在其间引吭高歌。这样一间曾经聚集人群的空间，如今随着时代的更迭，在贾樟柯的影像里，呈现给我们人去屋空的味道。而被遗留在这个空间里的孤独歌者，一个被抛弃的人，被遗忘的人，在少年的注目里，是如此荒诞不经的存在。
    
    　　大同这座城市里，有着典型的新旧结合、盛衰共存的建筑形态：拆迁中的废墟瓦砾，和毫无个性的街市楼宇；荒凉的煤窑、公路、大片荒地，和卡车上的现代舞表演；地方戏台和迪厅热舞；慵懒的台球厅、录像厅和破败空旷的火车站，游走着漫无目的、闲散的人。城市里到处弥漫着卖彩票的声音，冷漠、刻板，却有煽动性，暗示着一个心神不宁的时代。
    
    　　如果说，在《小武》里，小武面临的拆迁，是“拆旧无新”，拆了旧的却看不见新的，因而，《小武》在我的心目中，具有更为强烈的悲剧感。那么，在《任逍遥》里，少年们面临的拆迁，则是“拆旧有新”，虽然这新的还依然渺茫，有时候只是停留在无处不在的传媒层面，和现实的残酷，相去甚远。
    
    　　与此相应，电影里的两位男性主角，和《小武》时代的小武相比，事实上他们所面临的生命境遇，也有微妙差异。
    
    　　如果说，贾樟柯在《小武》里呈现的小武，他的生命所遭遇的尴尬，更多是来自于一种，社会身份遭遇到的尴尬；那么在《任逍遥》里，少年们所面临的尴尬，在贾樟柯的影像里呈现出来的，更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一种年龄的尴尬。因为一种尴尬的年龄，而造成一种尴尬的社会际遇。
    
    　　就像电影里少年的女朋友所说的：“我们还小，有些事还不能确定”。
    
    　　贾樟柯让《任逍遥》里的少年开始遭遇，他们生命的某一特定阶段的困惑，甚至是关于生的困惑。少年在体检中得知自己得了绝症，这时候，他身体里追求生的自由的欲望，尤为强烈，却又在现实里得不到一个喷发的契机。乔三是他们在现实里面临的，一个阴影一样的人物，当乔三忽然死去，一个本来是，两个少年用以发泄仇恨的目的性角色失去了。当游街的花圈车队在他们的眼前扬长而去，两个少年内心的幻灭感与日俱增。他们还找不到生的意义，就已经被暗示到了生的归宿——死。
    
    　　生命，这时成为一种不能承受之轻。
    
    　　他们说，“乔三活得不短了，三十七了，岳飞才活到三十六呢”，他们说，“岳飞算个吊，老子是孙悟空”。我觉得这一段对白很准确。
    
    　　这时候，《任逍遥》不能不让我一再地想到蔡明亮，都是相似的生命况味啊。电影里少年骑着摩托车的场景，镜头给人物以正面的长久凝视，这怎么能不让我联想到小康？还有杨德昌电影里的牯岭街少年；还有候孝贤《风柜来的人》中，在台北颠沛流离的小镇青年……
    
    　　贾樟柯电影的张力，此时已经超越了，某一阶段的、某种特定的、狭义的社会意义层面，而是触及到了最普遍的人性的层面。生命带给这些少年的，是越来越多的未知与不确定，他们甚至也无法把握住自己的爱情。当少年骑着单车，带着他的女朋友，穿越一片城市里拆迁后的瓦砾堆，前往他们俩约会的秘密地点，我觉得那个颓靡的暮色，是我喜欢的电影里的场景之一。
    
    　　我还喜欢结局时，少年和他的女朋友的约会，仍然是一个空旷的空间，暧昧的色彩。少年的女朋友，怎样从一个要报考国际贸易的、乖巧的中学生，摇身一变为结局出场时的服务员小姐，贾樟柯则不做交代。这也是贾氏电影惯用的伎俩，对此，我虽然觉得突兀，倒也习以为常。
    
    　　贾樟柯一再强调一种，同一于生活原生态的叙事方式，你永远只能看到一些生活的片段，对于片段之间的由此及彼，不做过多交代。
    
    　　贾樟柯说，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我不信，贾樟柯仅仅是一个架设好他的长镜头，就不再给以干预的电影作者。你可以在影像里感觉到，他的激情，他的戏噱，他的反讽，无处不在。电影里充满了，贾氏电影的聪明的细节，甚至可以说是排得满满当当。
    
    　　但是，从整体上看来，它还是不能感动我。
    
    　　和《小武》、《站台》相比，《任逍遥》算是一部即兴作品，急就之作。比如电影的声音，几乎试图无所不包地，浓缩更多的时代景深，如此的刻意。“新浪潮”以来的台湾电影也有此特征，但是显然贾樟柯做的要夸张很多。
    
    　　有这样一个情节，那边电视里在播送中美撞机事件，这边“轰轰”数声爆炸音，少年说，“不会是美国人打过来了吧”。应该承认，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微妙嬗变的社会背景里，充满重重隐喻的生活场景，无处不有。可是，这样的情节设置，则未免做作。生活，并不是总是可以和宏大叙事穿针引线一样的严缝密合的。
    
    　　结局里，少年打劫银行，这样的故事设置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情节的设计，包括人物行为的安排，显然不够丰满。和少年的行为本身一样，装置化，刻意、幼稚、不可思议。
    
    　　王宏伟在《任逍遥》里，摇身一变成了“小武哥”。影片的结尾，贾樟柯把少年又一次置身于，我已经熟悉了那种氛围的，一间《小武》式样的派出所里。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小武》，还需要重复一遍《小武》吗？
    
    　　《任逍遥》是贾樟柯使用数码设备拍摄完成的作品，当时，他已经瞄准大同这座城市拍了一部记录短片《公共场所》，他觉得大同这个城市的影像太性感了。这让我想起了同样是即兴拍摄的大师侯麦的作品，《绿光》。因为一次偶然的度假，拿起他的镜头，捕捉瞬时得到的灵感，一个夏季旅行的故事。
    
    　　贾樟柯钦佩侯麦的作品《贵妇与公爵》，这一次，他也开始尝试拿起数码设备记录影像。他觉得DV技术，可以让更多的人拍电影，也可以带来电影美学的一种变革。在这一点上，贾樟柯的心态依然是年轻的，开放的。
    
    　　如果说《任逍遥》仅仅意味一种微妙嬗变，那么，我更为期待贾氏电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