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口健二的红色伤疤
1951年，沟口健二筹拍《西鹤一代女》。有一天，他和他的副导演一起去公共澡堂洗澡，副导演很惊讶地在他的背上发现了一道浅红色伤疤。这是26年前的一道伤疤，当年的《朝日新闻》、《电影》等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都曾对这道伤疤大做文章，巨幅标题包括：“沟口健二被情妇捅了一刀”！“百合子刺杀情人沟口健二”！“京都血案，妓女杀人”！
百合子是沟口在京都拍戏时，在一家非法妓院认识的一个妓女，她象沟口的姐姐一样，为生计当了妓女。沟口很喜欢她，天天拍完戏就去百合子那里，直到血案发生那天。百合子被捕后，沟口并没有起诉她，所以她很快获释，但是离开京都去了东京。沟口的伤口愈合后，“并没有洗心革面，而是马上跑去东京找他的百合子了”。因为他说，“那天，从背上流下来的血腥红腥红地染了一地，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种红色，苦难的，悲伤的，但是微弱地透着暖气。”沟口健二后来的影片，无论是《浪花悲歌》、《青楼姊妹》、《残菊物语》，还是奠定他大师地位的《西鹤一代女》和《雨月物语》，背景里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一个百合子，以及那“苦难的，悲伤的，但是透着暖气”的腥红腥红的血。
拉摩里斯的红气球
拉摩里斯（Albert Lamorisse）的电影《红气球》（Le Ballon Rouge，1956）是影史上最好看的一部儿童片。影片没有对话，适合任何国度各种年龄的观众。导演自己的儿子帕斯卡（PascalLamorisse）扮演了里面的小主人公帕斯卡，他是个孤独的爱游荡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了一只顽皮的红气球，他追着气球走过巴黎的很多条很多条大街小巷后终于征服了它，他们俩就这么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红色的气球从此小狗一样一心一意地跟着帕斯卡。既不是特技，也不是魔术，拉摩里斯的《红气球》是童年时代人人都有的一个梦。而红气球飘忽的身影一边表明了它是一只真正的气球，它虽然会飞，但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一边也表明了它是梦幻之物，因为它象人一样地固执，有自己的意愿，一如红色所象征的热烈意志。
导演拉摩里斯为拍《红气球》，化了50万法郎准备了大量替用的红气球。这只征服了全球人心的红色气球把“红色”的梦幻色彩表现得如此亲切随和，“仿佛是童年，又好像是爱情”。影片最后，当全巴黎的气球都汇集起来一齐升空飘走时，银幕上布满了那么多那么多的红色气球，《苏格兰影评人》因此说：“电影人在经历过那一刻的红气球后，谁还敢再在银幕上表现红色的气球？或者，谁又敢表现气球不是红色的？”
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
权威的《电影笔记》认为，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红色沙漠》（Deserto Rosso，1964）问世后，电影世界才算有了真正的彩色电影；而其中的红色是“如此绚烂丰盛，带着如此令人心神不安的美”。
《红色沙漠》是安东尼奥尼电影的分水岭。《红》之前的影片，安东尼奥尼有意识地摒弃彩色，因为他认为自己身处的世界一片黯淡，无所谓红无所谓绿。而《红色沙漠》里的红是如此缠绕人心，几乎统辖了电影世界里未来所有的红色。《红色沙漠》在腊文那港的其阿西镇完成了所有拍摄，这个其阿西镇是但丁不朽诗篇《神曲》中的一个地理名词，从前的伊甸。安东尼奥尼以天才的笔触把这个小镇的垃圾堆和小贩推车里的水果都喷成灰色，把天线架漆得红白相间闪闪发亮。在很多画面里，无论是在户外，在工厂，还是在主人公朱丽娅娜的家里，主宰的色调是浓烈的灰蓝；但是当影片进入高潮的细节时，“红色”毫不含糊地一跃成为真正的主人公：科拉多和朱丽娅娜做爱的旅馆的褐色的墙壁变成了粉红色；几对夫妻交换伴侣的灰暗的钓鱼房隔板变成了极端暧昧的红色；而当朱丽娅娜最后冲向科拉多的旅馆，她在炫目的白色走廊里奔跑，奔跑，观众的视线最终被一道鲜红的床杠挡住，里面是朱丽娅娜的红色宿命，外面是观众遭遇的红色勒索。
在影片中，安东尼奥尼甚至利用红色把污水和被污染的水藻水草处理得迷离恍惚而饱含阴暗的激情；阴郁的灰色大轮船驶过苍白的天空，也驶过镶嵌着红色板壁的房屋和窗户。安东尼奥尼的“红色”因此集合了肮脏，集合了淫荡，集合了被污染的天空，大地和人心；同时也集合了令人窒息的美，百转千徊的大地恩情和人情，以及生生不息的爱。
科波拉的红玫瑰
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教父》（The Godfather，1972）无疑是电影世界里所有“教父们”的教父。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第一代纽约黑手党教父维多．科莱昂挥挥小指，就可以把整个纽约弄得一片愁云惨雾。他很少说话，但人人怕他，仿佛他的额头上“用鲜血刻着危险和暴力”。1945年的夏季，科莱昂正在书房处理家族事物，殡仪商博那赛拉前来哀告说两个年轻人强暴了他的女儿但却得到法庭假释，在诉诸法律和求助于警察失败后他来请求教父主持正义严惩罪人。科莱昂答应了他。虽然是阳光灿烂的白天，屋外，教父宅邸的花园里一片欢声笑语，是日举行的是教父自己女儿康妮的婚礼，科莱昂的书房却非常阴暗，百叶窗低垂，所有的人都穿着黑色西装，白兰度的声音不清不楚，房间里的空气似乎是不流通的。但是，在所有的昏暗中，有夺目的红色在和周遭的黑色抗衡：那是白兰度胸前佩带的那朵红玫瑰。
《教父》以一个长约三分钟的移动镜头开始：漆黑的银幕上，开始时观众什么也看不到，只听到一个带浓重意大利口音的人的沉痛的说话声，然后摄影机后移，出现了教父科莱昂的头和半个肩，然后他转过身来，玫瑰的红色从他身上和周围的黑暗中夺围而出，显出无法遮蔽的高贵和无法言说的神秘。而从这朵红色玫瑰花开始，后代教父形象再没有全然的冰冷、阴骘；经常，他们在打扫完身上的血迹后，也头戴小丑帽和家人共度圣诞节，或者，也会在滂沱的雨里和心爱的女人散步……但是，象白兰度胸前那枝声色不动但偃熄烽火的红色玫瑰，电影史上却也只有一朵。
伯格曼的红裙子
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秋天奏鸣曲》（Autumn Sonata，1978）中有这样一段：刚刚经历了情人之死的钢琴家母亲来到女儿的家，下楼共进第一顿晚餐的时候，她思索了一下，隆重地换上了一袭红得极艳丽极华美的裙子，让她的女儿和女婿大大地吃了一惊。
这部《秋天奏鸣曲》汇集了瑞典电影界的两位国宝，他们同姓：英格玛．伯格曼和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这是伯格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执导褒曼的演出。褒曼扮演的钢琴家母亲虽然不再年轻，但是足以让所有年轻女子低下头去。当年，她为了钢琴和声名抛弃了家和女儿，这次是因大女儿（由Liv Ullmann扮演）之邀来访。她的出现马上让她的女儿自惭形秽，岁月流逝，却一点也没有夺走她母亲咄咄逼人的美。而由褒曼和丽芙．厄尔曼构成的“梦幻组合”把母女心灵之间的激烈交战和相互原宥以“奏鸣曲”的形式完美地表达了出来，至于褒曼穿着赴晚餐的那一袭美得过火的裙子则是这首“秋天奏鸣曲”的引子。
穿着裙子的褒曼占了画面二分之一的空间，而耀眼的红色更加剧了她对空间的侵夺。她从画面的左后侧出来，一下子把前景的女儿女婿变成了背景，红色以强悍的殖民方式伤害了周围的环境和人心，褒曼的红裙子马上令她自己的女儿显得十分笨拙。反之，这也可以解释卡特琳娜．德诺芙在《印度支那》（Indochine，1992）里那一身红得非凡的衣裙为何收获了那么多的人心。
阿巴斯的红色上衣
1992年的戛纳，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上台接受罗西里尼奖，他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台下有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衣服看，一个是这件红上衣的真正主人，一位比利时导演；另一个是阿巴斯的朋友，帮助阿巴斯借这件衣服的帕那何（Hengameh Panahi）。
那是五月，阿巴斯被告知说他的《生生长流》（Et le vie continue）得了奖，他低下头，发现自己身上穿的衣服色泽黯淡，实在不合适上台领这个罗西里尼奖。于是他向法国的伊朗同胞求援，不果。没办法，在朋友帕那何的陪同下，他只好穿着自己的衣服去领奖。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比利时导演，他对这个陌生男人的红色上衣顿生好感，遂请帕那何代为转达他的意思。衣服当场借定。阿巴斯就穿着这件借来的衣服上台领奖。
那件红色上衣如今在哪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曾经在某个时刻成了阿巴斯注意的焦点和领奖台上的焦点。在那个时刻，这件衣服，这件红色的衣服真正实现了它的命运：它光彩奕奕，似乎张口要说“因为我是红色的”。
“因为我是红色的”，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让他最喜欢的男演员马斯特洛雅尼在《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里开一辆红色的轿车。
“因为我是红色的”，奥图鲁．利普斯坦（Arturo Ripstein）让他的女杀手歌娜穿着红色连衣裙在《深深的腥红》（Deep Crimson，1996）里死去。
“因为我是红色的”，奇斯洛夫斯基要化几年的时间去拍一部电影，名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