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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录片群体: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

2004-6-30 19:15  来源:超星网站 作者:周江林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华,同样许多生活者的状态越来越复杂,仅仅用文字已经无法记录他们多元素的表情。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些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尚不为人熟知,却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通过他们手中简陋的摄影器材,正努力真诚地反映着与现代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关人类命运的命题,并坚定地传达出对人的尊严的敬意。


一直来,我关注着这些从事独立纪录片的人和作品,他们很显著的特点是年轻,有独特的思考,问题在予他们并非如有人认为那样,他们作品不多,只有一个两个,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群体,并且如今他们理解并操作的纪录片----我在这里称为"新纪录片"----和以往我们所认识----并为各种当今活跃在纪录片领域里的"骄勇者"和在电视媒体谋生那些人,熟练制作出来的成品作比较,将会发现彼此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在技术上这些后来者有待提高,但至少对真正纪录片的观念上,以及他们的着眼点,作品毛胚的纹理上,我看到了希望对平庸和的不屑,而且不难看出一场新纪录片的观念、主题和形式上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新世纪属于他们这已毋容置疑。  
    
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新纪录片的人已经意识到,所谓现状下的生活,只是一种我们身体内外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它把我们抛向了任何东西之外。我们是外在的,永远面对着冰冷的物质,面对世界五花八门的人类,人只是一种表面,人隐藏了他的深度。而且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谜团。这些新纪录片人,他们接近一种韵文,朗朗上口,源自于体内的激情和欲望,她还表达了夜色、焦虑、骚动和尚未言明的内容。其次还是一种让人类感到厌烦,遥远,然后又突然出现眼皮底下,让你骤然间感到惊诧、出神入化的音乐。他是一种既可毁灭,亦可美化,既可揭示,亦可回旋的存在。他们已经依附在我们当今社会之身,四处悠晃、活动,用自身的特点与摄像机的镜头一道来来感知世界。这些人把持的摄像机的镜头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延伸,固执地向前运动的结果,镜头最终触及了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维度,再向前,镜头与精神的领域发生了联系。我是说,观察的镜头本身就是一个器官。  
      
乌尔善认为就目前中国已经成品的纪录片来看,存在着太多的问题。比如从前纪录片采用的论证式方法,以"上帝式"的声音为主导,最后沦为政治意图的传声筒。而反观近些年的片子恰恰又简单地反其道而行,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而行为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变脸"。"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样的视觉同样高高在上,其的出发点所关注的生活现象是对真实的一种误解。另外呢,那些反复强调自己能够充分冷静地,客观地记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人,其这样说话的动机本身就很可疑了,他们所谓反英雄主义行为的姿态够真实吗?观念上就存在问题。  
      
1997年,乌尔善拍摄了《今晚我们相识》:一个女孩赴约之前,偶然,发现家中电视节目中的一个人似曾相识,并与他共同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们各带主观色彩的描述不自觉地落入爱情片的俗套。最终的分手的场景成为电视某一频道的节目,这台电视就在女孩赴约要取的酒吧里,他将要遇到的人此时正在无聊地看电视,女孩正在到来的路上,他们二人回忆的初遇此时还未发生。1999年11月,乌尔善与陈底里、张慧、曾焕兴和宝罗联合他们的朋友,在99北京国际爵士乐集萃中的保利大厦国际剧院内做了一个有影像、音乐、装置、舞蹈名为《进化爵士》的演出。乌尔善拍下了一部日前倍受人们瞩目的纪录片,5月赴欧洲进行交流活动。            


雎安奇的纪录片电影《北京的风很大》成为第50届〈2000〉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正式作品,这部50分钟的片子,从头到尾近乎固执地对被访者提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很大吗?以外也问"你们在一起幸福吗?""您抽根烟吧。"" 我能跟你们一起吃饭吗?""你现在在天安门有什么想法? ""警察叔叔,我捡到一分钱。"他们强行闯入人们的住宅、甚至冲进公厕提问,摄影机的具有暴力的侵略性是一望而知的。影片以拍摄一对儿子患了绝症的夫妻,以及到医院拍摄那个小孩为结束,气氛骤然变得凝重。雎安奇并非只是满怀激情的蔑视和破坏,他有很深的"底层"情结,这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原因。该片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直接电影"的先例。被世界著名电影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是名实所归。  
      
雎安奇谈到:"纪录片的现状是要么是好高骛远, 要么是将技术贬低得一无所是,而其中丧失着的是却是对底层情感落到实处的关怀,漠视着的是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现实,底层情感真是光明和绝望并存的心灵深处。我希望能用’实验’替换’ 独立’这个词语,’实验’将更为具体一些,也让我们得以有一个比’独立’ 更为清晰一些的判断。’实验’将更加基层,更富于变化,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现时,我们缺乏的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为重要呢?!我找到的正是’底层’这个支点,让我得以考验我的判断和我对现实的理解。"  
      
冯晓颖的认为,她的新纪录片首先关注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拍片没必要简单纠缠真实与否这些基点,对所拍摄对象的关怀首先得关怀自身。她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既是接近人的本质状态。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客观性,除非你能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特定情景的切入,你得充分意识到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个人根本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  
      
冯晓颖的《斥力》完成于1999年:1997年冬天,整个北京出现了黑色油漆的三个大字"码根码",遍布城区的墙面,电线杆,立交桥下,胡同的厕所....冯天岳推着一辆小三轮车在不知疲倦、单调地重复推销他的产品,一种叫"码根码"的电脑汉字输入法的磁盘。该片重叠了中国本土的"码根码"和美国最高新的WIN98 同步谈论的意蕴,我突然间开始意识到在冯晓颖的强调下,《斥力》体现了双重存在的化身。《斥力》最终的结果汇聚到这点:我为对方感到痛苦。这些年来,冯晓颖一如既往地拍摄了她的新纪录片,如《无眠》、《游戏》等,并参加国外影展。  
      
同样,蒋志也这样谈出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富有激情和才华的人,夜以继日地制造中国特色关注百姓生活的片子,充斥电视屏幕,但目前仍没有出现有着巨大道德感召力的作品,并且纪录片有着讨好商业主义的趋势,特别是观念上的误入歧途,死命追求所谓的真实性反而滑向失去真实的危险胡同。从前那种’ 现实主义’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并不适合我的表达,我关心人内心的真实的结构, 这不是被拍摄者与被采访者所能轻易表示的,通过对各种材料的综合思考,我会赋予采访与拍摄素材一个有点主观的意念,这是我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创作的原因之一。"    


蒋志从1998年起开始拍《食指》一片,该片拍摄了食指在1998年3月18 日那天接受三位慕名而来的年青人的拜访,这样的访谈在之后几个月又进行了好几次,食指对他们谈及自己的诗与生活。该片还记录了食指同时代人林莽和田晓青。另外,此片还揉杂了一些非纪录性的因素,比如把缘于食指短诗《疯狗》的激发而创作的一个场景戏剧式的即兴表演,和一些表现食指偶而错乱的精神状况的主观镜头加入其中,使本片呈现出有意味的复合结构。2000年4月,该片获得由CCAA 评审的中国当代艺术奖。日前,蒋志刚完成的纪录短片《街头的草地》。这是一个记录普通市民闲暇生活场景的短片,却具有商业流行片的几个要素:亲情、武打、爱情。  
      
杨福东1997年在北京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陌生天堂》。随后他去了上海。杨福东认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需要有一颗悲悯的心,这是个大前提。关心普通民众日益尖锐的生活状况,应该成为世界各地人文录片工作者的大方向。" 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创造过,被赋予人的主观色彩,等待被重新发现的真实世界,这样的民众生活并不是随意拿起摄像机就能摄下的。揭开’社会生活的真相’,一直是我个人努力的方向,但一个人必须承认你永远无法做到透彻地把握住所关注的对象,我们所作出种种努力只有试图接近真实和客观性。为此我并不否认我的作品有自我倾向,敏感性会带着身不由己的自我,投身到镜头面前的生活场景中去。所以我并不象有些意味深长的人那样刻意回避自己,并为作品打上客观、真实的外貌。一个人,以自己的情感为出发点去面对所拍摄对象,不管从何角度去看,他做到了真诚为人,心态是健康的,对做事,这很重要。另外我始终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一旦为自己的作品打上风格的标记,那么他的发展变得可以预见与重复了。我会尝试不同样式的片子,关注不同类型的人物与关注这个世界的其它生物。"  
      
2000年2月和3月,杨福东在上海分别完成了《别担心会好起来的》、《风来了》,5月应邀赴德国拍片,创作势头很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女诗人唐丹鸿,她于1999年起以一个诗人的敏锐拍了纪录片《天葬》、《降神者尼玛》和系列专题片《扎溪卡》,评价不俗。1999年12月,她对一位著名民营企业家进行追踪观察的纪录片《漫步在云端》已经开机。唐丹鸿认为,作为一位独立制作人,拍更具个人选择的纪录片是另一种令她兴奋的写作。完成于2000年3月的纪录片《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将呈现这一种"写作"。 之外,唐丹鸿以她的对纪录片同样热衷的同仁一起,办起了中国第一家中国独立片网站,在艰难的环境下以自己的行动对纪录片作贡献。  
      
同样,作为艺术策划人和平面设计师的欧宁一直来对中国新纪录片的发展给予真切的关怀和支援,他主编的《影话》以独立制作特辑的形式推出和介绍那些富有活力的新纪录片工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  
      
胡择,1999年制作纪录片《九位中国艺术家》、《王迈的春节联欢会》、《在鲜花上跳舞》。《王迈的春节联欢会》一片如实记录了年轻的行为艺术家王迈所做准备的六天经历,以及行为表演完成的过程。并在其中穿插王迈的艺术笔记。胡择试图把王迈的艺术活动放在普通的社会背景下,来展示当代艺术在现实中的真实状态。整部纪录片没有旁白和主题音乐等,尽量追求现场的音响和时间性,以获得对现实的还原。由于对艺术家王迈不懈地跟踪拍摄,这部电视纪录片堪称一部为当代艺术揭秘的影片。 该片于1999年度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参展作品。  
      
一群七、八十岁、整天如上班一样坐在住宅小区街边聊天的退休老头构成了杨天乙的纪录片的主题。原因极其简单,她也是这个小区的一个住户,某天又一次路过了几百遍的这群街边老头时,因为好奇,然后停下来和他们聊天,后来就独自一人抱着个小机器蹲在街边和这群寂寞无比、唯有靠"扎堆"聊天来打发去日不多的时光的老头们泡在一起。那是1997年年初,从街边泡到老头的家里,泡到街边的树叶长又落下,泡到其中几个老头相继永远消失,最后泡出二百多个小时的素材带。这部100多分钟的片子,场景简单,基本上就是老头"扎堆" 的街边和若干个老头的家里,画面朴实简明得确实毫无"技法和功夫",但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一种有关此片的观感是:做老人真是一件恐惧的事情。此话延伸到北京那些"老"纪录片人的饭桌上,谈论这部片子也成了使人震撼的事情,因为它对人的自尊心提出了挑战。日前,该片为法国片商高价收购。  
      
生于1978年的曹斐可以说是这群青年中最年轻的一员。她拍的《失调257 》是讲述一所高等艺术学府,一群精神流浪者,他们抽象的失调情绪渗透于画室、公厕、宿舍、校道,甚至257大院的每个非逻辑角落, 表现出一撮艺术青年的不安的真实的故事。  
      
季丹,从1995年到1997年一直呆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村子里,随身带着HI8 摄像机,拍了250多个小时的素材,后剪出一部一户西藏农民家庭故事的片子, 名字叫《贡布的幸福生活》,长度80分钟;还有一部也是同一村子的事,是村中老人的宗教集会,片名叫《去天国的路上》,片长55分钟。季丹说,她喜欢的质朴的手法,表现的是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和面对死亡的宗教信仰。  
      
王冰,在沈阳工作了四个多月,"固执"、"无奈"地拍他心目中纪录片,目前完成500小时令人极为震惊的素材,完成他"工厂"片,接着正在计划拍他的"农村"和"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三部曲。  
      
胡杰,1995年拍第一部纪录片《圆明园的画家生活》。现正在拍《海边》、《儿子》等片。  
      
我对这些新纪录片者各自的努力表示理解,并表示由衷的敬意。的确这些自觉从事纪录片工作的年轻一代,他们正坚定信心,脚踏实地,以自己和他人所不同的文化背景、经历为基点,对人类的现状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看法的影像报告,这既体现人类对自身希望的进一步了解,同时也丰富了纪录片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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