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录片群体: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华,同样许多生活者的状态越来越复杂,仅仅用文字已经无法记录他们多元素的表情。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有一些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尚不为人熟知,却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通过他们手中简陋的摄影器材,正努力真诚地反映着与现代社会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关人类命运的命题,并坚定地传达出对人的尊严的敬意。
一直来,我关注着这些从事独立纪录片的人和作品,他们很显著的特点是年轻,有独特的思考,问题在予他们并非如有人认为那样,他们作品不多,只有一个两个,他们已经形成一个群体,并且如今他们理解并操作的纪录片----我在这里称为"新纪录片"----和以往我们所认识----并为各种当今活跃在纪录片领域里的"骄勇者"和在电视媒体谋生那些人,熟练制作出来的成品作比较,将会发现彼此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在技术上这些后来者有待提高,但至少对真正纪录片的观念上,以及他们的着眼点,作品毛胚的纹理上,我看到了希望对平庸和的不屑,而且不难看出一场新纪录片的观念、主题和形式上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新世纪属于他们这已毋容置疑。
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新纪录片的人已经意识到,所谓现状下的生活,只是一种我们身体内外的支离破碎的生活,它把我们抛向了任何东西之外。我们是外在的,永远面对着冰冷的物质,面对世界五花八门的人类,人只是一种表面,人隐藏了他的深度。而且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谜团。这些新纪录片人,他们接近一种韵文,朗朗上口,源自于体内的激情和欲望,她还表达了夜色、焦虑、骚动和尚未言明的内容。其次还是一种让人类感到厌烦,遥远,然后又突然出现眼皮底下,让你骤然间感到惊诧、出神入化的音乐。他是一种既可毁灭,亦可美化,既可揭示,亦可回旋的存在。他们已经依附在我们当今社会之身,四处悠晃、活动,用自身的特点与摄像机的镜头一道来来感知世界。这些人把持的摄像机的镜头一直在不知疲倦地延伸,固执地向前运动的结果,镜头最终触及了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维度,再向前,镜头与精神的领域发生了联系。我是说,观察的镜头本身就是一个器官。
乌尔善认为就目前中国已经成品的纪录片来看,存在着太多的问题。比如从前纪录片采用的论证式方法,以"上帝式"的声音为主导,最后沦为政治意图的传声筒。而反观近些年的片子恰恰又简单地反其道而行,打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旗号,而行为仅仅是一种廉价的"变脸"。"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样的视觉同样高高在上,其的出发点所关注的生活现象是对真实的一种误解。另外呢,那些反复强调自己能够充分冷静地,客观地记述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人,其这样说话的动机本身就很可疑了,他们所谓反英雄主义行为的姿态够真实吗?观念上就存在问题。
1997年,乌尔善拍摄了《
雎安奇的纪录片电影《
雎安奇谈到:"纪录片的现状是要么是好高骛远, 要么是将技术贬低得一无所是,而其中丧失着的是却是对底层情感落到实处的关怀,漠视着的是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现实,底层情感真是光明和绝望并存的心灵深处。我希望能用’实验’替换’ 独立’这个词语,’实验’将更为具体一些,也让我们得以有一个比’独立’ 更为清晰一些的判断。’实验’将更加基层,更富于变化,更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现时,我们缺乏的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为重要呢?!我找到的正是’底层’这个支点,让我得以考验我的判断和我对现实的理解。"
冯晓颖的认为,她的新纪录片首先关注对人的尊严表示敬意。拍片没必要简单纠缠真实与否这些基点,对所拍摄对象的关怀首先得关怀自身。她的工作目的只有一个,既是接近人的本质状态。作为拍片者,你从来就没有特权对他人表示你的客观性,除非你能用有点"主观"的意味作特定情景的切入,你得充分意识到我们这个所处的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个人根本无法超越。精神如果有价值的话,它必须以个人的主观为跳板。
冯晓颖的《
同样,蒋志也这样谈出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有这么多富有激情和才华的人,夜以继日地制造中国特色关注百姓生活的片子,充斥电视屏幕,但目前仍没有出现有着巨大道德感召力的作品,并且纪录片有着讨好商业主义的趋势,特别是观念上的误入歧途,死命追求所谓的真实性反而滑向失去真实的危险胡同。从前那种’ 现实主义’看待世界的方式可能并不适合我的表达,我关心人内心的真实的结构, 这不是被拍摄者与被采访者所能轻易表示的,通过对各种材料的综合思考,我会赋予采访与拍摄素材一个有点主观的意念,这是我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创作的原因之一。"
蒋志从1998年起开始拍《
杨福东1997年在北京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
2000年2月和3月,杨福东在上海分别完成了《
同样,作为艺术策划人和平面设计师的欧宁一直来对中国新纪录片的发展给予真切的关怀和支援,他主编的《
胡择,1999年制作纪录片《
一群七、八十岁、整天如上班一样坐在住宅小区街边聊天的退休老头构成了杨天乙的纪录片的主题。原因极其简单,她也是这个小区的一个住户,某天又一次路过了几百遍的这群街边老头时,因为好奇,然后停下来和他们聊天,后来就独自一人抱着个小机器蹲在街边和这群寂寞无比、唯有靠"扎堆"聊天来打发去日不多的时光的老头们泡在一起。那是1997年年初,从街边泡到老头的家里,泡到街边的树叶长又落下,泡到其中几个老头相继永远消失,最后泡出二百多个小时的素材带。这部100多分钟的片子,场景简单,基本上就是老头"扎堆" 的街边和若干个老头的家里,画面朴实简明得确实毫无"技法和功夫",但却使观者感觉到其中人物的心跳、呼吸甚至汗味。一种有关此片的观感是:做老人真是一件恐惧的事情。此话延伸到北京那些"老"纪录片人的饭桌上,谈论这部片子也成了使人震撼的事情,因为它对人的自尊心提出了挑战。日前,该片为法国片商高价收购。
生于1978年的曹斐可以说是这群青年中最年轻的一员。她拍的《
季丹,从1995年到1997年一直呆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村子里,随身带着HI8 摄像机,拍了250多个小时的素材,后剪出一部一户西藏农民家庭故事的片子, 名字叫《
王冰,在沈阳工作了四个多月,"固执"、"无奈"地拍他心目中纪录片,目前完成500小时令人极为震惊的素材,完成他"工厂"片,接着正在计划拍他的"农村"和"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三部曲。
胡杰,1995年拍第一部纪录片《
我对这些新纪录片者各自的努力表示理解,并表示由衷的敬意。的确这些自觉从事纪录片工作的年轻一代,他们正坚定信心,脚踏实地,以自己和他人所不同的文化背景、经历为基点,对人类的现状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看法的影像报告,这既体现人类对自身希望的进一步了解,同时也丰富了纪录片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