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宠”与同志电影

   “龙阳之恋”或是“断袖之嗜”，中国古代典故记载的霉涩之恋，似乎属于禁忌的话题，《红楼梦》里间隙的描写，乃至历史上昆腔在京城流行，当时清朝官员包养“男宠”的社会畸变成为后人的笑柄，电影的触角延伸到这一领域也多少有些和传统男权或是现代女权叫板的味道，凡是同志谈及电影总是煞有介事地提及法斯宾德、阿莫多瓦，个人意义上讲我无法从心理分析的牵强附会里找寻本原的兴趣，但针对亚洲同志电影的“人本主义”突围的浪潮，东方色彩的男人与男人我还是诧异表达上的良莠不齐。
    
    东方世界观就是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审美里，有悖人伦的东西不提，甚至是床第之欢视为绝对摆不上台面的。西方电影在连续的数个时期里想澄清或是昭示行为上的包容，但我看来剧情、摄影以及思想上的传承都没有真正成功的，法斯宾德的习惯性表现、帕索里尼的伦理挣扎都不能在东方电影审美里得到现实意义的认同。
    
    　　东方导演在涉及同志题材上往往都比较谨慎，一般会在剧本上做严格的筛分，在拿捏切入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属于同志题材做道具的——陈凯歌。《霸王别姬》，一个近乎完美的剧本，连续的戏剧冲突，张国荣也将一个羽翼丰满的陈蝶衣再现在众人面前。《霸王别姬》我看了很多遍，建立在一个厚重的文化背景下、几个社会变革时期，国粹京剧的帮衬……情节上的崎岖婉转将其他诸多不利的方面弥补得幻真幻美，《霸王别姬》的惆怅与人性的张力不得大奖都难，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电影艺术投机者的陈凯歌，是借助“霸王”与“虞姬”朦胧与无奈将文革伤痕讨巧地张扬在西方评委的眼球里。坦白地讲，我基本认同陈凯歌的艺术涵养与投机智慧。
    
    　　属于同志题材做旗帜的——关锦鹏。《蓝宇》，据说原作《北京故事》的作者佚名是位女性，这次是《北京故事》是投机文学的化身。《蓝宇》颇受女性观众的同情与理解，那就很正常了，女性作者写男同性恋自然是瞄准众多女性的软肋，文章的构架与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一段情感与一个政治事件挂钩，但作者在文字造诣与心胸上全然没有昆德拉的造诣，昆德拉在《笑忘书》中说：“只要写作者心中预设了读者的存在，写作就成了一种强权”，作者是预设了禁忌的感情游戏与强调的政治事件。关锦鹏在执导《蓝宇》的同时只是一味地宣传他与他男友之间的种种暧昧纠葛，生怕全世界不知道他是GAY，生怕各种炒作中遗漏了一个GAY导了一部GAY戏，在原著到电影的转变过程中，关锦鹏将原著牵扯政治的东西统统剔除，将露骨的性爱场景布置成刘烨矫情地在床上辗转身体露出阳具。胡军和刘烨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刘烨的完全雌化的逆来顺受完全脱离了原作的情感衍生。
    
    　　属于同志题材做琐碎的——王家卫。《春光乍泻》,平凡与琐碎里重复GAY之间平凡的生活原色，杜可风的摇镜与后期镜头快速转切的风格更是配合琐碎的意境。王家卫一个时期以来总是有些故意将电影艺术搞得众人云里雾里的，西班牙风格配乐也时常和杜可风的镜头一起组合运用。不由得想起香港著名编剧阮继志在《两人三足》里的那句对白：“艺术电影就是拍得大家都看不懂……”
    
    　　最后用《御法度》来总结东方电影诠释下的同志电影，大岛渚说：“《御法度》实际上……如果我是吹毛求疵的话，这不是禁忌的意思，只是官方的用语罢了！这故事有关一群疯狂的男人互相厮杀期间，无可避免地，这班杀手恋上了同性！”正如他所说的，现实生活中，男性与男性之间的碰撞出爱情火花的也是异数，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大家很想理智地看待如此的问题，《御法度》的加纳压根就是以女性特质出现的，田代彪藏与加纳，加纳与新撰组……新撰组是日本武士渐渐淡出社会舞台的特殊组织，暗杀与严明的法度，时代的无奈与惆怅。每当特写加纳那张刻板和矫情的一簇流海，观众更多是揣测这样一个面如白玉的男人究竟心里是怎样的，当加纳几次被男人扑倒在塌塌米时，大岛渚正是用这样平述和观众窥视心理将这个一个故事慢慢行进下去，在严明的法度、在超越人性别的所谓崇高“永恒”挚爱的过程中，水到渠成地点出人性。
    
    　　东方儒家思想为根基统领下的亚洲文化，原本就是将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与冲突，日本和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对不同性向有差微不大的变化，在表述上将性尽量抛离感情夙求，让同志情感跃迁为伦理与爱恋的挣扎，呵呵，现实中正如《北京故事》捍东的好奇心罢了，何况当今的娱乐圈将这样迥异常人的东西当作时尚元素来追捧……
    
    　　电影是公平的，电影艺术已经在第二个百年区段里更多切入社会和人的话题，两个主要元素主导着我们的视线，存现的意义就只剩下静静地坐着观赏，单纯地思考，最后就是包容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