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民 ：电影院的下场

   沧海变桑田。大陆电影业委琐，经常有数据说明电影院又少了多少。那么电影院都变成什么了？
    
    
    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电影院变成台球场、游戏厅，专业比较对口的是变成录像放映场所。脱离专业的，变为家具城、超市等。
    
    普通电影院难逃的厄运，专业影院也逃不过去。
    
    
    单讲北京，所谓祖国的文化中心，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放映厅于90年代中期改为迪厅，NASA，当时很火了一阵，现在是高中生聚会的场所。
    
    
    北京电影洗印厂是大陆电影行业最专业、最大规模的技术基地。原来有个大放映厅，大概能坐800个人，五合板翻座的铁木椅子，坐着极不舒服。当时叫“标放”，全称为“标准放映厅”，就是说从技术角度来讲，它的色彩还原、焦点清晰、声音还原都应该是最好的。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影人，上学绝大部分电影就是在这里面看的。
    
    
    后来，大约98年前后，改了，成了肥牛火锅城。拍电影人常去吃，吃了好几顿才想起来这里原来就是洗印厂的标放。那个火锅老板很精明，将非常高敞的放映厅该为上下两层，经营面积扩大了一倍。
    
    
    在后来，可能火锅不太好卖，这个场地的一部分又变成太古城杭州菜。
    
    
    一次我跟别人说起这事，别人以为我少见多怪，澡堂改为夜上海餐厅，剧院变成写字楼，印染厂变为公寓，胡同变为立交桥，机床厂变为电视台：咱中国发展多快！到处都是先进文化。
    
    
    92年的时候巴黎左岸圣日耳曼电影院租约到期房东要收回去改做他餐厅的厨房。那家电影院是个地下室，在六十年代是电影圣地，当时新浪潮导演的大部分作品首映式在那里举行。这家电影院对于法国电影的意义，不低于《电影手册》杂志的意义。地上的那家餐厅，口碑很好，饭菜比较昂贵但总地来说还算物有所值。由于面对圣日耳曼广场、圣日耳曼教堂，毗邻六十年代著名的知识分子咖啡馆“DEUX MAGOTS”两个玛戈和“FLORA花”，那家餐厅永远坐满了人，很多是世界各地来的游客。老板兼房东想扩大营业，也是可以理解的。可爱好者们一抗议，电影工作者对媒体施加一些压力，有一两个月还总有十来个人在影院门口挥着小旗子争取支援，影院居然保留下来，去年还办了个美国独立电影之父JOHN CASSAVATES的回顾展。
    
    
    但这家电影院只是特例。欧洲关门大吉的影院也非常多。经常改为鞋城、超级内衣店等等。
    
    
    电影院在大陆的没落，最奇怪的一例我是1995年6月在安徽阜阳地区利辛县胡集镇见到的。把时间和地点说的如此具体，是因为担心事情过于离奇有人以为我编造。
    
    
    那个地区属淮中，平原千里，没有天灾的话，农业应该非常发达。那里的农民却普遍跑出来打工，我在上海火车站就见到那里的人。当地的人也有的说：芜湖的保姆，阜阳的建筑工人。偏偏阜阳城中还有一两个中学，高考升学率名列全省前矛。我跑去，想拍一个第一次出门的男性少年，背着当地铁匠铺打造的老式爆米花炉子（就是城里孩子以前见惯的转呀转、转到最后砰一声炸开的那种）走几千里地到北京街头挣点钱。我在不同的镇子上选铁匠铺，跟十六七岁的游荡男青年聊天。那个纪录片因为其他原因没有拍成，却看到了以下这一幕。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利辛已经有两个月一滴雨都没有见到了，大家都在盼梅雨。我蹲在街头等合适的人物，天色渐晚，天空中翻滚着乌云，越来越浓厚，隐隐还传来点雷声。最激动的男青年，脱得只剩条小裤衩，肩上搭着毛巾、手里攥着肥皂站在土路当中等待。老人们见这回没跑了，把水缸底留着的那点金贵水用掉了。大家等着，可是云又越来越薄，天空越来越亮，渐渐，那雨，肯定肥了别的乡野。
    
    
    等着洗澡的男青年仰天长啸：“这胡集的雨也他妈的太难下了！”
    
    
    我在失望之中离开的时候路过镇中心的广场，看见有几个工人（也可能是干部或电影放映工作者，反正那里的人都很象建筑工地的工人）在一所大房子的门楣上忙活，把“电影院”几个大字拆下来。
    
    
    一问，才知道电影院正面临转产，要该成一个基督教堂。香港的教会通过汕头那边的教会捐助胡集当地七万元钱，买的是该电影院二十年的使用权。
    
    
    不一会儿，工人们就把一个做工拙劣的白鸽子和橄榄枝吊了上去，安放在原来写着“电影院”的门楣上方。
    
    
    倒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个场所这两种功用的转换：电影和宗教可能都是“精神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