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一个导演可以企及的野心

看了塔可夫斯基最后一部电影《牺牲》，惊诧于一个导演可以企及的野心。

塔可夫斯基素质全面，而且，各项指标都居高不下――虽然我一向对他怀着一丝不以为然：撇开整个工作团队的贡献不谈，他还是太完美，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更多地验证了造物的机缘巧合（他的家庭背景）或鬼斧神工（他的敏锐感官），而不是某个体的创造力。当然，这样的说法本身是不严密的，创造力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文化底蕴、心理能量、生活体验、和更多的东西。但我倒是想起对浪漫小说的一种嘲弄：把月光下的美女和独角兽拿掉，剩下的故事还能那么好看吗？移植到塔可夫斯基的例子里来：拿掉白纱窗帘青瓷花瓶水晶吊灯一本又一本的画册……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却并不是“剩下的故事”会怎样，因为，塔可夫斯基的故事就是那些美而疏离的事物本身。这样说吧，塔可夫斯基是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高度，并且清醒地反思这样的高度；然而，身为以吹毛求疵为天职的批评者，我更关心他本身的高度，而不是他的海拔；再来一重转折，我正兢兢业业地以小人之心度着大师之高，却猛然发现塔可夫斯基跳了起来：无论脚下的海拔，还是一个人的高度，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试图触摸天空？

塔可夫斯基身上最可怕的，恰好我曾经怀疑他最缺乏的东西――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似乎可以被更精确地表述成：用形象和叙事思考终极问题的能力。 这种能力对于批评者而言，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而对于做批评的我而言，是一种摧毁性的压力。批评者并不仅仅是作品的阐释者，她总是诉求于某种意义，以此衡量作品，或构成某种再创作。而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作为反思艺术的艺术，抢先攻到了意义那个层面。批评者想要从创作中提炼意义，而塔可夫斯基所为，竟是往意义中强行（“强行”也许是不恰当的词，会给人以“不自然”“不成功”之类的错误印象，所以最好说明一下：这种行为的力度和难度才是我想要强调的。）注入创作，或者，换个说法，用创作入侵意义――他的作品是烧化了的铁一样的东西，流动而又沉重，是金属，却也是液体。就拿《牺牲》来说吧，他竟敢对这个基督教的中心命题动手！人家皓首穷经都说不清楚的东西，他拉个班子就拍故事给大家看！塔可夫斯基的存在，对于哲/神学家是一种威胁，他爬他们的山峰，却沿着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也许，他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就在于这条不同的道路。

这篇文章本来想谈《牺牲》，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细读这一文本。这种放弃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从心理上抗拒对《牺牲》的细读，这种抗拒来源于我自身认同的模棱两可：我是忍不住从事创作的批评者和指望靠批评谋生的创作者。作为批评者，与（强力）作者的角力是一项职业，甚至可以称之为事业。塔可夫斯基在《牺牲》中呈现的许多细节对批评者构成了极大的诱惑，比如，达芬奇的 “Annunciation”被称作“可怕”，主角的儿子献给父亲的礼物（自家房子的微型模型），甚至整个情节本身的虚实或真伪――然而，我所直接感受到的震撼完全摧毁了批评者的好奇，更不用提下一步的挑剔，这种震撼其实冲破了我苦心维护的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分立――批评者的身份被过于强大的诱惑阉割的同时，创作者不自量力的野心却顺应这种诱惑去占据那突然闲置起来的空间：我不想（通过批评的斗争）制服塔可夫斯基，我要（从事创作）成为塔可夫斯基。这应该只是我自己的反应，却可以心理分析一下：我desire某物，从heterosexual的角度来看，就是去identify with它的对立面（我desire塔可夫斯基，所以identify他的对立面，批评者）；当然，现在的queer theory已经修订了那个公式，desire和identification并不完全分离，出于desire,我们可以identify with desired object（我desire塔可夫斯基，所以我要成为他，创作者）。回头看来，这些运动的前提是：我有双重的自我认同（无论如何维持，都还是在两头之间摇摆不定），就像是性与性别还有性向“出了问题”的某些人一样――这是太复杂的话题，只能就此打住。

所以，从对塔可夫斯基的印象说起，谈及底层/根本意义上的创作和批评，最后扯到自己的身份问题，甚至酷儿理论――这就是我自由联想的一些痕迹，但愿并不太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