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真相:透视中国纪录片现状

几十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内容和形式非常单一，拍摄纪录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进行官方宣传。由于政府对媒体实行严格的管制，制作影片的费用又十分高额，独立导演个人制作纪录片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中，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文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廉价、便捷的摄像设备的普及，商业电视台数量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中国人举起镜头，制作自己的纪录片。这一趋势的结果是大量的纪录片和半故事性影片应运而生，不少作品被送交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委员会，弄得各国评委们目不暇接。

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组织者之一贾克布．王（音）为本届大会的组委会推荐了五部内地制作的纪录片以及带有纪录片性质的故事片。他表示：“有关中国的纪录片数量非常大，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品。”

中国的第一批独立纪录片诞生自部分电视剧导演之手。这些在影视圈里小有名气的制作人利用自己在圈内的关系，拍摄自己感兴趣的纪录性低成本影片。后来，随着中国人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经济比较宽裕的年轻人开始对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对拍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

除此之外，一些拍摄主流影片的电影人也对纪录片制作情有独钟。曾经拍摄过三部故事片的女导演宁莹（音）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她首次制作录像带版的纪录片，并给自己的处女作起名为《希望的铁道》。

长度仅为一个小时的《希望的铁道》画面简洁，对话生动，纪录片本身希望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导演只身搭乘一趟去往新疆的列车，与她共同旅行的是一队渴望到新疆以摘采棉花为生的农民。于是，宁莹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自己纯朴善良的旅伴，她以采访的形式，询问每一个镜头前的人，“你是谁？为什么要去新疆？你的梦想是什么？”

尽管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乐观的联想，影片本身反映的却是中国贫富差距日益严峻的悲哀。与其说它是一部关于希望和创造的纪录片，倒不如说是一部关于中国中西部地区贫穷和绝望的影片。

宁莹，也就是该片的制作者，表示自己并非刻意通过纪录片描画社会的悲哀。“拍摄纪录片的念头出现时，我正在国内许多省份之间穿梭旅行。身边的旅伴虽然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但大都纯朴、诚实，而且对辛勤的工作充满热情。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之所以会背井离乡，长度跋涉，并不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对他们而言，开阔眼界、发掘新的世界要比金钱更为重要。

很多人都赞同，纪录片摄人心魄的美感来自于人物的对白。宁莹本来想把《希望的铁道》拍成一部励志影片，但是，与镜头前人物无意的对话却揭示了连制作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深刻内容。

在《希望的铁道》一片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14岁的女孩儿。经过四年分别的日子，她终于能够与父母团聚，因为她的双亲终于得以在工作的地方给女儿找到一所可以供她上学的学校。女孩儿思念父母的心情笔墨无法形容，当说道自己“如果错过这趟火车，我就没法见到爸爸妈妈，也就没法上学了”，泪水便从她稚嫩的脸颊刷刷滚落。

另外一位剧中人是一个衣着讲究的中年妇女，看她一副不愿搭理人的样子，车上的乘客戏谑的叫她作“老板娘”。然而，当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位人们眼里的势利小人，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位妇女到新疆去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婚姻。“我想，他可能不会再管我和孩子了。”“您的丈夫会到车站来接您吗？”“不会，他不知道我会去。”说到这儿，这位妇女转过脸去，看着车窗外面移动的景物，不再出声了。

镜头于是转向一个脸上布满伤疤的年轻女性，据说，她脸上的伤疤是在一次爆竹工厂的爆炸事件中留下的。除此之外，制作者还访问了一名离开家乡土地的男青年，他说自己家乡的地税太贵，比其地方的土地税高出四倍，实在无法承受，只能离开；还有一名已婚妇女，她说自己受骗上当才嫁给了丈夫，但是，为了保存面子，她又不愿意提出离婚。

与这些旅客通过镜头对话对宁莹而言并不是享受，“我曾多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我不愿意总是接触悲伤、失落、绝望的人生，这些人的真实经历让我难受。”宁莹对灰色题材产生反感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影视圈，大部分的制作人仍然不习惯像职业记者一样在真实的世界里用摄像机纪录个案。

南茜．佟（音）是香港城市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纪录片《癌症：从改良到革命》的导演。2000年，她曾因该片获得美国匹博帝电影奖。在她看来，中国的电影人尚未完全意识到他们拍摄的所谓“纪录片”其实是政治作品。

她说：“纪录电影在中国是新鲜东西。”在中国看不到那些真正纪实或探索性的节目，他们以为纪录片就是美国“发现频道”上播出的那一类片子。“对他们来说，纪录片不过是写实感很强的电视短片，特别是当这些制作者都是拍故事片出身的时候，他们更不会明白纪录片中包含的政治概念了。”

当然，不明白政治内涵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来讲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政府和观众要接受完全写实的影视作品还需要一个过程。

尽管中国的纪录片事业已经开始真正起步，它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仍然是不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部分的纪录作品质量可以说仍然十分粗糙。

上海BizArt艺术影视展览中心的合伙人凯特林．维斯特蕾特认为：“中国影视制作者尚未创造出真正的录像艺术。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在国内进行学习，目前还没有哪所大学开设了相关专业。”

的确，许多目前从事纪录片拍摄的人员并未受过任何形式的录像或电影制作的专业教育，人们之所以拍摄纪录片，不过是突然发现即便是使用简单的仪器也可以制作可以播放的影片，他们拥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逐渐形成一个物以类聚的团体，并且乐此不疲。

尽管中国的纪录片事业仍然处于幼稚、苍白且非正式的萌芽阶段，不少界内人士，包括香港的南茜．佟，十分看好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电影人能够冲破纪录片或政治意味浓郁或讽刺性强的限制，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新型纪录片。南茜表示：“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能够拍出自己的风格。他们的作品是如此新鲜、生机勃勃，朝任何一个方向发展都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