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DV向前看：与纪录片有关
引子：中国的DV现象。
世纪之交，一个干脆而响亮的英文缩写在中国悄然风行：DV。进入新世纪的短短几年里，DV更是声势浩大、铺天盖地。首先，大量的DV影像爱好者伴随着DV话题的升温而浮出水面，连唐国强也手持DV在电视屏幕上摇旗呐喊。接着，凤凰卫视中文台《
其实DV原本只是一个技术现象，是一种数码视频摄像机（Digital Video）。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只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理解DV现象——在历史上，每一次技术的革新，最终的结果总是形而上的。DV在技术层面上的轻便与便宜衍生了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正由于DV是个人化与大众化的，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民间的：DV应该用来观察民间的生活真实，应该成为人们倾诉生活体验的途径。民间是DV应有的姿态，在民间的土壤里DV会有无穷的生命力。
但是在中国，DV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是民间的。最先使用并倡导DV的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一批独立影像制作者，如吴文光、段锦川等等。他们的DV作品基本上以边缘人物为题材，试图表达的永远是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对沉重生命的怀疑，萦绕着浓重的灰色气息，如《
因此中国的DV在崛起伊始就有点背离了民间的立场。之后在DV形成潮流的过程中，由于真正属于民间的DV爱好者基本上是城市青年，于是DV被俗化成一种如卡拉OK、如网上冲浪般的时尚运动，成为小资者们的一种身份标识，“DV着生活”才叫跟得上潮流。而在这种畸形的民间DV运动之外，官方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影视院校、DV商家等等各路神仙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而时至今日，中国的DV界仍是鱼蛇混杂。
当然，这种混杂是暂时的，是新事物在初生阶段的正常现象。而且，混杂的同时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各路力量的参与为DV今后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使得多元化的DV格局的形成成为可能。
一、中国DV向前看。
DV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各路力量相互交织，基本上处于一锅粥状态。因此，DV在中国的发展趋向仍不明朗，但翘首向前看，不外乎三种。
1、回归民间。
至今为止，DV在中国并没有开辟出自己的民间大道，相反是一步三跌，而且偏离了方向。但是DV的回归民间有它的必然性。由于它的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DV大面积的普及势所必然，甚至最终会如傻瓜照相机一样成为人们的日常用品，DV在诞生初期也只是为了提高家庭录像的声画质量。而当DV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个人化与大众化，即成为人们的家用品时，DV也就最大程度地回归了民间。民间才是DV的家。而回家后的DV必然地会承担起它反映民间的使命，甚至会在不自觉中最大限度地贴近生活真实。
另外，回归民间后的DV将达到最大程度的个性化。DV的个性化表达是由其个人化特性决定的，屏气了个性化，DV必然失去自我。这就要从DV对传统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变革说起了。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这里面却长期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状态：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是大众化了，但传播者却一直局限于少数拥有媒体平台的传媒机构，至今如是。而具有个人化特性的DV作为传播工具，第一次站到了这种传播格局的对立面，致力于传播者的大众化，力图让每个人都拥有传播权。传媒机构作为传播者，只能站在官方或社会的大立场上发言。而当我们手持DV，以个人的身份站在传播者的位置上行使DV赋予的传播权的时候，摄制出来的DV作品必然是极具个性的。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DV必须回归民间，只有站在民间的位置上，个性化的DV作品才成为可能。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DV的个性化表达中，一定要把握好个性的“度”。首先，过了“度”的个性必然要变质，如过分渲染色情或暴力、过分涉及个人隐私等等就不再是个性了。其次，民间的DV创作虽然有极大的自由度，但只要作品参与传播，就必然要受社会基本规则的约束，如法律，如道德；过了“度”的个性就容易触犯这些规则而受到惩罚。
2、走向主流。
在这里主流指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DV作品作为一种影像成品，必须借助电视这一播出平台进行大面积传播才能生存得更好，这对要求回收成本的作品更是生死攸关。其实DV在中国的形成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电视联姻的结果。当然，现今网络宽带的出现也使DV的传播途径有了选择，但毕竟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电视还将在传媒界占据主导地位。因此DV走向主流也是理所当然而无可厚非的。
走向主流的DV基本上可分为两股力量。首先是主流媒体自己培养的DV力量，这一力量在今后还会大大增强，尤其是在DV更多地用来摄制剧情片后。其次是为主流媒体所收编的一部分民间力量，包括一批独立影像制作者。这时，主流媒体绝不仅仅只是播出平台，更是一个幕后策划者。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到影像风格的形成乃至外围的整体包装，主流媒体都会在暗中一手操控。因此，这股被招安了的民间力量在某中意义上是以牺牲自由、牺牲个性为代价来换取衣食无忧。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排斥个性的，尤其是在进入栏目化阶段之后，模式化运作已是不变法则。因此进入主流媒体的民间DV力量能否在DV的个性化与电视传媒的模式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实在不容乐观。
这种矛盾在今天还不是很明显。如凤凰卫视的《
3、中间地带。
在回归民间与走向主流之间，DV在中国还会存在一个缓冲的中间地带，这就是DV在中国崛起伊始所走的路子：DV独立影像制作。这股力量应该说是DV精英的集结。这些独立影像制作者们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他们必将最大程度地发挥出DV的个性。而且与纯粹的民间DV不同的，他们有能力将这种个性化表达与DV作品的思想深度结合起来，而不会为追求表层的个性化而失于幼稚，甚至走向极端。另外，他们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不轻易为生存而向主流媒体弯腰。
DV在独立影像制作者们手里虽不能如纯民间力量那样贴近生活真实，也不能如主流力量那样财大气粗，但他们懂得如何利用DV来表达自己的思考，DV的艺术水平将在他们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这三种DV力量在今天基本上都已经初步成型，但有待于进一步分化，才能进一步形成各自的游戏规则。中国的DV也才能进入多元化的稳步发展阶段。当然三者也不可能完全分开，由于之间各有优劣，因此有必要在专业与业余、民间与主流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样才是DV在中国的最佳状态。
二、中国纪录片的DV新时代。
谈DV，不能不谈纪录片；中国DV向前看，我们无法忽略DV将会给中国纪录片带来的巨大变革。DV与纪录片是天生具有血缘关系的，因为纪录片小规模的摄制方式契合了DV的个人化操作方式。就目前中国的DV作品来看，绝大多数是DV纪录片。于是，DV的形成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DV纪录片的形成浪潮，中国纪录片在DV浪潮中进入了它的DV新时代。
1、DV与纪录片语言。
DV对于纪录片的广泛介入，以其个人化与大众化特性为起点，首先将对长久以来形成的纪录片语言法则产生颠覆性的冲击。
微观层面。由于DV的微型与轻便，即使不用三脚架，画面一样可以拍得很稳。在这里，稳与不稳不再是用大摄像拍摄时的技术问题，而只是创作者的创作观念问题了。手持DV，你不但能轻而易举地做到稳而活，而且许多用大摄像机拍摄时所不敢想象的运动方式都可信手拈来。当年格里非斯在《
宏观层面。首先，DV所有权的个人化必将造成DV语言的个人化：每一个人拿起DV用自己的方式对生活进行纪录时，便有了自己的纪录语言，久之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体系。其次，所有者的大众化将这种个性化漫天盖地地铺开，一万人使用DV，则可能产生一万种纪录语言。从此纪录片将不再有任何可以规范别人的权威语言法则。由此可以想象，在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背后，纪录片语言将会有无穷的丰富性和无限的生命力。
当然这只是在DV彻底民间化后的一种理想状态，首先必须要有一批精英的DV作者在反叛原有的纪录语言法则的同时，有意识地去建构自己的DV语言体系。可是今天大部分的DV作者还处于一种盲目的狂热状态中，尚不清醒，何谈建构。只能说，在DV背后纪录片语言会风光无限，但路漫漫仍还长远。
2、DV与纪录片观念。
悬浮在具体的纪录片语言形态之上的，是创作者乃至整个社会的纪录片观念问题，即如何对待纪录片这个东西。正是人们的纪录片观念，决定了纪录片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DV对于纪录片的广泛介入，也必将使国人的纪录片观念推倒重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
首先，纪录片将在最大程度上与生活同行，原来辩不清说不明的“真实性”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纪实主义浪潮中，纪录片创作者们宣称要真实还原人们原汁原味的生存状态。可无论如何，创作者跟被摄对象的距离不可能完全消失，摄像机的存在本身已经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状态。而当时的这种原生态观念恰恰在DV纪录片身上获得了真正的实现可能性，就因为DV的个人化与大众化。当DV不代表媒体甚至不代表创作者而只是一台家用摄像机时，当手持DV的人也处于同样的生活状态中时，纪录片与人们的原生态生活真正同行了。在这里没有做作、没有作秀，更没有作假，有的只是或悲或喜或平淡的生活。
其次，纪录片将在一定程度上泛化为一种个人化的艺术，产生纯粹个人化的一个分支。由于DV的广泛普及，摄制纪录片，将会有太多的人都可以做到。于是，纪录片将只是人们的一种日常表达方式，以物化某些思考，宣泄某种情绪，如一本心情日记。一切将变得随意而自由。没有让今天的纪录片创作者们惶惑不安的审查制度与市场压力；不用做拍摄计划和前期预算，不用考虑任何所谓的艺术规律。这样的纪录片将不再被赋予“创作”等字眼，本身可以不存在任何意义。卸掉那些人为的负载，轻装上阵，DV在手，任你随意挥洒，纪录片可以走得海阔天空。
3、DV与纪录片的市场化。
有了DV，纪录片的前方是阳光明媚了。可DV在中国毕竟还只是个婴孩，对于纪录片语言与观念的变革，还只在刚刚开始。而中国纪录片现阶段的生存问题却是迫在眉睫。不能老是翘首期盼，且让我们收回目光，看看DV能否助困境中的纪录片突围。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商业时代，一切东西都在商品化、市场化。在这样的商业语境中，纪录片要突围，只有汇入时代大潮，走市场化的道路。
理论上看起来，市场化无非三点。一是要有充足的片源，即生产；二是要有大量的购买者，即消费；三是要有通畅的交换渠道，即流通。但是，且不说这三点我们都不具备，更令人忧虑的是，今天的纪录片创作者们严重缺乏市场意识。
而今，DV来了，毫无疑问，它为中国纪录片向市场化过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首先，DV带来了纪录片的小制作低投入。在DV之前，纪录片的摄制经费太高，而且难以回收，因此电视台不愿意在它身上花钱，市场上只为增值的资金更是不敢沾边。而有了DV及广大的DV影像爱好者，纪录片的摄制经费将会大幅度降低，纪录片投资已没有太大的风险。其次，DV的大众化将为纪录片培养出大量的观众。在DV之前，纪录片只赔不挣是因为没有观众。而随着DV群体不断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由于DV而喜欢纪录片。由此，低成本而又不乏观众的DV纪录片必将成为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化的突破口。
剩下的问题是谁来主持这次突破。必须具备纪录片的市场意识是大前提，而无论是体制内的电视台，还是体制外的独立制作人，由于市场意识薄弱，都不能担当这一重任。结论是，必须有民营电视公司的介入。
首先，民间的电视公司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他们有着强硬的市场意识，不尊重市场，他们就无法生存。其次，中国电视的产业化将最终导致制播分离，民营电视公司正顺应了这一趋势，将在未来的电视业界占据主体位置。再次，今天中国的民营电视公司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节目营销网络，这为纪录片的市场化运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接下来，民营电视公司要做的是：第一，站在中间位置上，协调电视台和广大DV纪录片创作者的行动。电视台是购买者，也是播出渠道。作为购买者，由于自身创作能力的萎缩，于是有求于社会上充满活力的创作者。而作为播出渠道，体制外的DV纪录片创作者反过来有求于电视台，DV使他们成为传播者，但并不彻底，他们还需要播出渠道。有了这种互动关系，民营电视公司就能顺水推舟、事半功倍了。第二，负责建立纪录片的市场运作规范，做到一切有程序可依。第三，负责一切创作外围的策划工作，以保证一切行为遵循市场规则，做到真正的市场化。
纪录片的市场化其实早早地就有业内人士在呼唤，但一直仍很迷茫，因为无从入手。现在，有了DV，是时候了。
结语：DV也疯狂。
中国DV向前看，似乎总是要与纪录片纠缠在一起。DV与纪录片是天生就有血缘关系，但是只能说纪录片是DV的切入点，DV在起步阶段以摄制纪录片为主；这时的DV作品是严肃、真实而恬静的。而随着DV的逐渐成长，它必然会更多地转向剧情片、MTV等轻松、愉悦甚至疯狂的片种。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DV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行业规则、运作程序、语言法则等等逐渐成型，行业环境趋于成熟，开始有能力支撑大规模的高成本制作。其次，这也是DV生存发展的需要。如今已是大众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仅仅依靠缺乏娱乐性的纪录片，DV是难以生存的。总之，DV不能只是纪录片，为生存与发展，DV也会疯狂。
DV，如此简单的两个英文字母，却开辟了一个时代。无论是低头细想该给我们的生活留下点什么，还是抬眼观望中国的影视事业将何去何从，我们都不能不想到DV。而中国的DV事业又将何去何从，且让我们翘首凝眸，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