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影坛三张新面孔：王超、李玉、程裕苏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最近发布的一项条例，从2月1日起，非国有资本将能独立制作电影。这被海外媒体称为大陆电影行业的"实质性改革"，独立电影和导演在中国人眼里并不陌生，因为他们频频进入国际影节并多次获奖，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知名度。如今，在那些独立电影队伍中又出现了几个崭新的名字--王超、李玉、程裕苏--划破了中国电影长期的代际关系。有几部状态新鲜的影片--《安阳婴儿》《今年夏天》《我们害怕》--进一步稳构了中国电影的年轻时局。他们和它们，面对当下现实的表情与态度，还有控制思想空间的电影手段，看上去更加平实，也更加尖锐和犀利。
    
    王超/《安阳婴儿》
    
    进入嘎纳影展，获得芝加哥影展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大奖，获得法国贝尔福特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法国亚眠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使王超和他的处子作《安阳婴儿》即时蜚声影坛。比奖项更加重要的是，《安阳婴儿》激情深藏地描摹了一种俭朴真切的底层世态，一种在中国秘而不宣又尽人皆知的当代真实。
    
    一个下岗工人，一个非法卖身的年轻妓女，一个弃婴，一个黑社会老大，《安阳婴儿》冒昧而大胆地选择了不良社会中的下层"典型"。他们构织成的市井生活网络，既布局着嚣张的欲望，赤裸裸的功利目的，也充斥着陈旧的伦理趣味和混乱的后现代温情。他们个个拥挤在社会生存的边缘曲线上，稍不留神就会被挤落到悬崖之下。然而，看似被忽略的生命，依旧拥有顽强而淳朴至极的爱欲与信任，拥有简单明确的愿望--把握未来。
    
    失业的穷汉为了生计成为一个弃婴的养父兼乳娘，弃婴的生母在卖身为生，弃婴的生父在底层社会呼风唤雨，恃强凌弱，在他拒绝承认婴儿的儿子身份和急转直下争当婴儿父亲的两个关卡上，私生婴儿、婴儿生母、婴儿养父的命运出现危机和转折：私生婴儿成为弃婴，婴儿生母成为抛弃生子的坏母亲，婴儿养父得到弃婴和为保住他而成为杀人凶犯。在此期间，婴儿生母的反映最为复杂，她既要承担骨肉分离的亲情痛楚、抛弃生子的伦理谴责，又必须毫不动摇地选择继续求生的生存意志，坦然无碍地面对光头老大的绝情和下岗穷光蛋的朴素温情。在影片开演后相当长的电影时间里，王超在剧作艺术上都看似无所作为，有的只是平实严密的情节钩织，和对镜像语言相对冷静的操控能力。一直到下岗工人在自己家的门外看到已与他同居的女人一个又一个地往家中带嫖客，一直到黑社会老大走进他的家门，甚至一直到下岗工人打死老大被关进监狱，《安阳婴儿》都是在一板一眼地、老老实实地履行着情节剧路线，只不过是手段高明一些、拍摄手法精准确切一些罢了。
    
    使《安阳婴儿》完全摆脱平庸之境的灵光出现在影片的结尾：女人被公安抓获，以卖淫罪遣返回乡，在回乡的路上，坐在闷罐车里，为孩子满心担忧的女人"放大"着失婴的记忆：在逃避追捕的路上，她巧遇一个矮个子的男人，危机关头她把孩子交给他，而他恰好是那个下岗工人。记忆被幻想改写，现实被想像之光照亮。或者说，对世界的恐慌，对亲子的忧患，和对下岗工人的信任，在剧烈的冲突中终于撞击出一个黑暗中的新世界。那个世界虽不美满，没有任何理想国的色彩，仅仅意味着失踪婴儿的安全未来，但是，对于《安阳婴儿》的电影世界来讲，它就是圆满，就是天国。
    
    于是，我们的心平安了，我们的悬颤之心随着一个小人物、一个社会地位至为低下的非法娼妓的心的平安而平安了。王超一个镜头就照亮了全片，照亮了我们。《安阳婴儿》因此而具有了某种奇迹的征兆。
    
    李玉/《今年夏天》
    
    在威尼斯国际影展上获得艾尔维拉．娜塔丽奖的《今年夏天》同样是一部处子作。这是中国影片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第一次获得该奖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在威尼斯给评委和影评人首场放映《今年夏天》的时候，导演李玉惊骇地发现，影片拷贝莫名其妙地缺失了关键的第六本。这种情况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从未出现过。一时陷于绝望的李玉只想放弃比赛，打道回府。幸亏电影节主席及时安慰挽留她，又经过周密安排策划，最后决定用拷贝放映与录影带放映相结合的方式，才使影片得以完整放映。
    
    编剧兼导演李玉拍电影虽是初出茅庐，却平静娴熟得令人吃惊。影片以清晰明净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三个女子的交叉爱情。潘怡与张浅潜的"老"爱情，潘怡与石头的"新"爱情，以及穿插其间的男女故事：潘怡不断地去会见准男友，石头与男友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潘怡的母亲为了女儿的婚事特意从外省来到北京为她操持与陌生男人的约会。影片剧作线索看似复杂，导演工作运行起来却全不见渲染，不见猎奇、夸大与强调。
    
    潘怡与石头在影片中的相识与相恋，来得相当朴实。她们只是在石头的服装摊儿上见了一面，然后就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后来，同样是很自然的交往和相处，是很日常的日子和很日常的日子中的女女性爱。她们之间的欲情戏全不见一丝表演色彩。导演和演员如此沉着冷素，体现出的是平和笃定的创作心态。李玉把较为具有戏剧性的段落放在主戏的边缘：石头与男友的聚散，张浅潜的犯人身份和环绕着她的罪案情节剧，以及潘怡的大象饲养员身份。倒是潘怡母亲在接二连三为女儿筹措丈夫的灰色喜剧结束之后，挺身嫁给了一个提亲者，上演了一出黑色喜剧。李玉谨慎地把握着全剧的布局和节奏，从而使一些有可能显得蹩脚的段落经过影片整体风格的过滤之后，显得别有用意。
    
    程裕苏/《我们害怕》
    
    留学澳洲多年的程裕苏回国拍摄了他的长片处子作。《我们害怕》改编自棉棉的同名小说。棉棉在片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她和她的周遭朋友贝贝、菲菲、妖怪在影片中一律讲上海方言。
    
    这是一部拍得很是自由任意的影片。灵动的手持摄影，飘飞的影像，俯拾可见的随机拍摄的段落镜头，演员不加修饰的即兴表演，以及剧情间的刺痛和才华，使《我们害怕》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十分异质的品性。
    
    一个美丽的上海少年和他的友伴们在上海吞吃了用三块钱购买的摇头丸。他们快乐了，在迪厅里摇摇摆摆，快乐无限。尔后，贝贝开始肉体不适。他无端地怀疑自己得了艾滋，不敢见人，不敢回家，也不敢去医院检查血样。闻知消息的棉棉和菲菲满腔关切地将他保护起来。她们出于对艾滋的愚昧无知，把他藏匿起来。妖怪告诉她们，得上艾滋的人要像麻风病人一样被关到小岛上，与世隔绝。她们不愿让乖乖的、温良的、美妙的贝贝身陷小岛。她们带着他东躲西藏，并且私下里探听到在香港可以医治艾滋。她们开始为他筹措赴港看病的经费。无计可施的时候，棉棉要菲菲去找过去的傍家，向他开口要钱，菲菲不肯，因为她已经与他了断了关系。无钱赴香港治病，贝贝似乎只能等死。绝望勾起了贝贝周围人一个又一个悲伤的记忆，有的来自于爱，有的来自于家庭，有的来自于婚姻。他们在绝望之余，听说北京的一位医生既可以为病人检测IHV是否呈阳性，又可以为病人保守秘密，便大着胆子把贝贝送去抽血化验。检测结果出来，贝贝安然无恙。虚惊一场的人们一时失去了可以依存的中心事件，百无聊赖起来。幸亏贝贝似乎永远有独自解决不完的问题：他在因特网上观看相关幼女的色情网页，被棉棉发现，当程裕苏把影片中的上海作为一个寓言来看待的时候，寓居其中的人物便有了几分寓言色彩，棉棉寓言着上海关怀，贝贝寓言着艾滋时代的上海恐惧，菲菲则寓言着上海由来已久的伤害与愈合。当他把片中的人物作为现实来看待的时候，贝贝、菲菲、棉棉、妖怪和杰便一一具有了自传色彩。镜像中的人物相像于现实中的人物，或者说，真实的人物进入了镜乡。演员们掏出的是私藏的故事和绝无表演的血泪。一泻千里，才情横溢。
    
    我无法想像明天的程裕苏和他的创作班底会是什么样子，会拍出什么样的DV什么样的电影。我害怕去做此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