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源于无知——崔子恩访谈

    尽管有了一些心理准备，9月1日晚上7点，当崔子恩如约出现的时候，记者还是惊讶了片刻。眼前的崔子恩是那种无法让人一眼分辨出性别的人，短发，黄色T恤和短裤，斜挎一个细带的绣花小包，左耳穿着两个耳环，丰腴的体态和走路的姿式使他看起来像个彻头彻尾的女人，只是握手时仍然可以感觉到伸过来的是一只男人的宽大而有力的手掌。
    
    　　在北京的同性恋圈子里，崔子恩可以用“著名”这个词来形容。
    
    　　崔子恩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他开设过不同的课程，但无一例外地会讲授同性恋电影和地下电影。除了教书之外，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写小说上，他在文学上成就斐然，但是国内没有出版社敢出。他还有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电影工作室，拍摄过《男男女女》、《旧约》等同性恋题材的作品。
    
    　　崔子恩是个天主教徒，说话慢声细语，显得很和善。他很喜欢开玩笑，记者问他是否抽烟，他回答说不抽，接着又说：“别人问抽不抽烟，我经常说我喜欢抽另外的烟。”
    
    　　模糊的外表让崔子恩享受到了一个常人无可企及的便利，当男厕所人多的时候，他也可以去女厕所，却不会被当成流氓抓起来。当然，他的同性恋身份也给他带来了不便之处，比如他最初在电影学院文学系，之后被调到了制片厂，现在又被调到了一个研究所。虽然已经有了副教授的职称，但学校不允许他带研究生。崔子恩说，幸好他有种本事，可以把不利变为有利，比如他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写作，拍摄独立电影。
    
    　　崔子恩承认他的性取向是天生的，但也带有主观选择的成分。他说，他也曾经试图改变自己，努力喜欢女性，大学时也有女生追过他，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现在的生活。他也取得了亲人的谅解，现在他和母亲住在一起，但母亲并不干涉他的生活。
    
    　　作为一个学者，崔子恩对同性恋电影和同性恋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于是采访从同性恋电影的话题开始。
    
    　　《蓝宇》是商业片
    
    　　新闻周刊：什么是同性恋电影？研究者对同性恋电影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吗？
    
    　　崔子恩：同性恋和电影两个词是分开的，属于两种元素，人们把两个词放在一起谈，是因为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亲缘关系。一般所说的同性恋电影是指电影中出现了同性恋的人物、情感和故事，其实同性恋和电影两者是不能互相修饰的，因为有的电影只表现一点点同性恋的内容，这种电影很难说是不是同性恋电影。我们并不使用异性恋的提法，其实说同性恋电影只是为了方便。
    
    　　新闻周刊：同性恋电影还不能作为电影划分的一个门类？
    
    　　崔子恩：对。同性恋只是电影的一个题材。
    
    　　新闻周刊：你在研究中，有没有注意细分不同的同性恋电影间的差别？
    
    　　崔子恩：有啊，每部电影都有不同。在类别上讲，一类电影是相对商业化的，一类是相对艺术化的，这个分类恰好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蓝宇》是纯粹的商业化的电影，它之所以那么紧密地围绕着两个男人的故事展开，是因为编导者认为这样的故事是有卖点的。它如果放松了这种关系，故事的情节链就不紧凑，观众就容易厌烦。《蓝宇》的模式其实和异性恋电影的模式是一样的，它的故事和男男女女的恋爱没有任何两样，包括一些煽情元素的使用，这样的电影是很容易迎合大众的。
    
    　　而李玉的《今年夏天》是纯艺术的，它的目的不在于赢得票房，而是要表达对生活真切的感受。这两个类型其实也是电影的两大类型。
    
    　　新闻周刊：《蓝宇》的导演关锦鹏本人是个同性恋者，可他却用纯商业化的眼光拍摄了一部不被圈内人认可的同性恋电影；然而，一些非同性恋者，如《东宫西宫》的导演张元，却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同性恋这个题材。你如何看待这个矛盾的现实？
    
    　　崔子恩：非常好的问题。内地是一片有艺术片根基的土地，而香港的电影是很商业化的，包括关锦鹏以前的电影也是，只不过商业上不太成功而已。在香港，只有王家卫在艺术上走得比较远。像陈果，他是玩政治商业的。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
    
    　　香港的导演都是使用明星的，他们根本不会使用非职业演员。关锦鹏在拍《蓝宇》的时候，包括陆毅也是他考虑的对象。他没有信心选择一个真正适合《蓝宇》的演员，最后还是选择了演过《东宫西宫》的胡军，这也说明他们做艺术片没有基础。张元和李玉都不是同性恋者，但他们可以很严肃地面对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拍的不是很大众化的电影，也就不怕暂时失去观众，他们没有商业上的危机感。而关锦鹏不同，他怕他的电影同性恋者不看，非同性恋者也不看。
    
    　　同性恋电影的意义
    
    　　新闻周刊：同性恋电影在使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逐步走向宽容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吗？
    
    　　崔子恩：有一些影片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这些影片在拍摄之初就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比如说《费城故事》，这是一个探讨一个同性恋者在得了艾滋病以后，还能不能当律师的电影。与《费城故事》类似的电影还有一些，这样的电影和早期的同性恋平权运动有关，讲的是社会如何看待同性恋，同性恋者如何看待自己。这样的电影只占同性恋电影的一部分。在目前中国的同性恋影片中，还没有一部真正是和同性恋平权有关的。
    
    　　还有很大一部分同性恋电影仅仅是说同性恋者怎么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爱，这样的电影更有深度，更自然感人。它的社会意义很小，但我个人更欣赏这一类影片，比如蔡明亮的《爱情万岁》。
    
    　　新闻周刊：在目前已有的电影中，尤其是非同性恋者拍摄的同性恋电影里，是否存在对同性恋真实生活状态的误解和歪曲？
    
    　　崔子恩：同性恋导演和非同性恋导演都有自己的视角，在他的视角上来看只能看到他所能看到的东西。我不觉得这些电影对同性恋的真实状态有扭曲，可能我是个研究者，了解很多情况，我可以把自己换位到每一个立场上看到不同的东西。
    
    　　新闻周刊：你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舆论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是否已经很宽容了？
    
    　　崔子恩：在向宽容的方向走，越是年轻的群体越宽容。中国的同性恋平权运动一共经历了三大步骤：第一步是非刑事化，从1997年开始，同性恋不再是非法的了。在法律上讲，还应该有保护同性恋的法律，但中国还没有出台这样的法律。第二步是同性恋的非医学化，这个目标在去年4月20日也实现了，《精神卫生条例》的第三版规定不再把同性恋作为病态，但还留了一个尾巴，就是仍然把在性别上有认同困难的人看作病态。还有一个步骤就是同性恋的非道德化，由于媒体的关注，同性恋是不道德的的观念在削弱。社会对同性恋的完全认同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新闻周刊：你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是怎样的？你从外表上看是个很中性化的人，(崔子恩插话：我喜欢你的这个用词)在一个陌生的场合下，会不会引来别人怪异的眼光？
    
    　　崔子恩：会。一般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排斥，是分辨，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比较好，他只是很好奇，想知道你是男是女。有时我上厕所，有人看到我就会很惊讶，但他不会认为我错了，而是认为是自己走错了，然后就出去仔细看，到底错了没有。所以，有时我觉得我开了太多人的玩笑。
    
    　　新闻周刊：在同性恋群体逐步脱离边缘化的过程中，同性恋团体起到了什么作用？
    
    　　崔子恩：这些团体在推动同性恋的自我认知、如何面对社会和如何排除社会引起的内部压力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由于这些团体的存在，同性恋和非同性恋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自如，包括面对媒体。
    
    　　新闻周刊：公众对同性恋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源于同性恋者的性取向，而是因为同性恋圈子内性的混乱。你的看法是什么？
    
    　　崔子恩：大众对同性恋的偏见首先是因为对同性恋的无知。其次，歧视同性恋者的人觉得他可以审判同性恋者，但我认为他没有这个权力。因为一旦一个人认为他有权审判别人的时候，他就忽略了自己的问题。其实性乱在异性恋的群体内也是存在的，比如婚外恋、包二奶、找小姐，这些都是在异性恋的群体内先有的。
    
    　　可能在同性恋的群体中，有些人在性的方面是很活跃的，但这和异性恋群体中的性乱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可以去考察，我想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异性恋中性乱的成分更大。我不认为性乱是个问题，这是社会解放的标志，是时代的状况，而不单是哪个群体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