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音乐，地下音乐与商业规则
经常有人在谈及音乐的时候，对地下、地上音乐之说有着强烈的敏感与期待。那么，何谓地下音乐，何谓地上音乐呢？这中间的涵义估计很多人都清楚，但是却无法彰显和理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在比较法原则失效的情况之下，对音乐的明晰涉及到它所需要牵连的对象与领域。单从领域范围来讲，地下音乐与地上音乐之区分涉及到的是商业社会的运营与操作，并服从于一般商业竞争规则，它表现为“地下”与“地上”位置的转换与音乐作品的具体实现。 对此现象我们应该持何种观点呢？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可能由“地下”转为“地上”，是一个正常的商业操作过程，而不是音乐质量的评判标准。我想用这么一句话来表明对这二种音乐类型的态度：对地下音乐不必寄予太大希望，对地上音乐也不必嗤之以鼻。
国内诸多乐手对西方音乐的接受是处于一个看来仿佛有点滑稽意味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们知道什么叫“打口唱片”（其实就是被当作废弃塑料从海关入口的过弃唱片，打上了口），他们通过这些非正当渠道了解西方音乐的辉煌与发展史，于是他们开始知道“VELVET UNDERGROUND”，“JOY DIVISION”，“NIRVANA”等等，并为之所吸引，于是他们开始模仿、再创造。但是他们并不能像电视上的晚会歌手一样，摇摆着西方音乐的节奏与精彩，而是在各个大城市的酒吧、舞厅卖艺，再学习。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市地区也局限在了发达的大城市，比如北京，比如上海。当蓬勃发展的打口市场与蓬勃发展的打口爱好者交相辉映，形成了深具中国特色的城市亚文化圈之时，第一代“打口青年”成长起来，他们也渐渐成为了“地下音乐”的主力队伍，并且慢慢联合成自己的“基地”。比如北京的“树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的许多摇滚乐队与乐手。
在“地下音乐”势力具有了自我繁衍与保护能力之后，第一步，则是对主流乐坛的冲击与背叛，要求着分享音乐市场并期待着在更深范围内传达摇滚乐信息。而这一切，是通过“地下音乐”的逐渐商业化完成的。这是一个鲜亮的转折，自90年代初开始。国内几个小唱片公司推介一些本土乐队，在前几年就开始搞得轰轰烈烈了，京文唱片，摩登天空，还有现今由著名乐评人颜峻主持的SUB JAM 唱片系列，他们的基点都是不满足于音乐现状。当昔日的“魔岩三杰”成功地利用商业规则表达了自己的音乐理想之后，曾一度激励起的是许多踌躇满志的梦想家。他们对商业社会逐渐充满了期待，而不再按照陈规，以为“商业化”就意味着对摇滚的戕害。短短几年期间，乐坛上涌现出许多“跳龙门”的乐队，并且达到了一定量的成绩。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许多失败的辛酸。既然“摇滚”这个词太敏感，于是它被称为“新音乐”，以小草的顽强曲线生长。在对这些“新音乐”的简单考察中，或许我们将发现点什么，或许我们将避免点什么。
成立于1994年的北京“京文唱片”无疑为中国音乐起着很大的贡献。单单从它所出版的作品名单上就可以证明了这一点。崔健，唐朝，零点，指南针，鲍家街43号，子曰，铁玉兰，麦田守望者等都曾属于“京文”，而1999年出炉的独立厂牌“嚎叫唱片”则继续着京文的原创探索之路。尽管“摩登天空”成立晚于“京文”，却也在自己的领域内担负着“新音乐”的重任。尤其以下属厂牌Badhead令人瞩目。旗下签约艺人陈底里、胡吗个、No乐队、舌头乐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转型与商业运作。
值得让人关注的是，除了崔健，唐朝，黑豹这么几个“元老级”人物，在新涌现的乐手中，不时闪现出许多亮丽的景点。风格接近于THE CURE，DOORS的“木马”乐队，态度坚硬而执着的祖咒与NO乐队，方言式的似说似唱的胡吗个，横空出世的雪村，都让人明显地感到商业规则的善良与温暖。作为一位诗人，小说家、行为艺术家、实验小提琴手，祖咒对商业市场的介入并没有消减他的音乐的冲击性。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赞赏的那样：“这是一位观念成熟、坚决的艺术家。”其专辑《
但是，如果说，商业化对摇滚的影响是把双面刃的话，那么，无意或者故意地忽略它的消极影响是毫不明智的。商业社会竞争的残酷在摇滚音乐中同样存在，没有性格与个性的乐队显然是会被新晋的一代顶替掉的。这就是看不见的黑手，潜在的商业规则。音乐成为商品，就必须服从这些规则。试以“铁玉兰”乐队为例，几年前，这个来自上海的乐队曾经红火了一把，但是现在好象已经不见音讯。其首张同名专辑《
显然，地下音乐进入商业领域，并不是垃圾进入垃圾桶，它要求着音乐本身的质量，而市场提供的则仅仅是一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