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真实、边缘：陌生的新纪录片

    不知不觉中，中国兴起一股纪录片热潮，这股热潮也引来一些不协调的声音。这些不协调的声音是必要的，但还缺少真正的理性反思。实际上，目前国内的纪录片处于一种喧哗状态，而这种喧哗将有利于促进纪录片本身的创作情况。同时，由于体制、传媒、意识形态等条件限制，这种喧哗又潜含着投机、盲目和嘈杂的等成分。
    
    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绝对的指导拍摄，对于大多数的纪录片作者而言，他们想要纪录下某种生活真实的痕迹，也有一些试图从纪录片开始走向剧情片，无论如何，他们都想通过纪录片来记录生活和表达自己。在长期垄断性影视媒体传媒的影响下，纪录片的概念还是一个中国电影电视媒体影响下的片种，带有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出于这种境况，一些独立的纪录片制作者们意图摆脱这种影响，从个体出发来记录现实生活的种种情形，他们都带有把握现实真实的心态。无疑，他们的纪录片不得不处于一种游离边缘的状态。
    
    从前几年的几次纪录片运动来看，当这种游离边缘状态一旦进入体制内运行，实际上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抹杀了它真实延续的可能性。情形就是这样，要想真实就要脱离传统意识形态体制。这种困难不得不让新的纪录片作者始终在边缘状态中创作。
    
    有的人可能会反对，为什么真实性的纪录片一旦进入体制内，就变的不真实？实际上，这种变化可以从一下几方面来解释。一是真实性是可变的，正如新闻是可以通过剪辑而产生歧义一样，真实也是相对性的真实。也许几年前看来的真实性在今天看来就有些虚假。同理，也有人能通过零碎的片段来把握真实一样，真实变成了心理认知的一种感受。二是体制接受的纪录片始终是经过挑选的。三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讲，进入体制内的纪录片很容易被同化，为了什么而丧失了什么，于是这种真实缺乏一种可延续性。
    
    当然，纪录片的终极美学是否是以真实来衡量，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真实性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下纪录片作者和以后的继承者们值得重视的要素。这种真实性相对于强大的传统影视传播力量而言，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理想。丧失了这种真实，也就丧失了纪录片在中国存在的意义。
    
    这不是说，纪录片就是要关注底层。底层是个抽象性的概念，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形成，只能指向某些具体的人物时，这个词才会发生作用。如果纠缠这个词的话，我就要断喝一声：谁不是底层？我就是底层。这样说是想抛开这个词的争议，进入纪录片纪录什么的讨论。
    
    每当遇到一些纪录片作者想拍纪录片时，他们似乎多很关注选题的问题。一个好的选题确实对他们的纪录片影响颇大。但如果过于专注，则会容易陷入猎奇的陷阱。我觉得当下需要这种惊奇：纪录片也可以这样拍！一件平凡的小事也可以拍出惊心动魄的故事，或者一件事件被拍成絮絮叨叨的纪录等等，总之，新鲜的题材固然重要，如何拍摄也很重要。
    
    回到一个问题，关注什么不是成为真实的必然。前面说过真实的重要，那么现在可以说真实不是通过题材来表现出来的。真实感很大的程度依赖于拍摄者个体对真实感的掌握和处理能力。这种处理能力这里不是指的纯技术方面，重要的是一种认知感。这种认知感也许包含有天性的敏感成分。实际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纪录片如此喧哗。是因为对技术的依赖程度降低，也因为拍摄设备的普及化，同时也因为个体表达存在可能上的广泛性。
    
    这里的喧哗不是一种贬义，而是特指现象。这种喧哗现象仍然还是局限在一种圈子的效应里。圈子效应，这么说是因为历次新纪录片最终都在脱离圈子和又回到圈子的循环中挣扎。更为可悲得是，有些纪录片作者似乎安然的享受在其中。可以说脱离圈子化是现阶段让纪录片更为真实的手段，远离边缘状态的生存目标。只有脱离了圈子化，纪录片才找到真实的源泉。不能不承认的是，新纪录片——包括前几次的纪录片运动中的——对于广大观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