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鱼，我们不是嘴，我们不是酷儿……

杨振忠把自己肥厚性感的嘴唇摄制成特写，像煞了鱼嘴，也像煞了人体上另外两种黏膜洞隙，然后很负责任地播放到鱼缸里，然后又煞有介事地让它反复发音，声称“我们不是鱼”，首先乱伦了人类和鱼类，其次就是乱伦了器官的属性、分类和分工。仅仅是一个作品，《鱼缸》，杨振忠就把我们都给颠覆了：我们的嘴跟鱼其实没什么两样，就看从什么角度看；我们的嘴其实与肛门和阴道没什么两样，就看怎么用；我们的类别并不是万物的灵长，就看是不是被淹没在水里……
于是乎，酷儿诞生了，我们反而解放了。
有些男人喜欢女妆，天生天然地喜欢。有些女人喜欢女人，天经地义地喜欢。有些男人想变成女人，不怕手术之苦，天理昭彰人理卓著地喜欢。大胆地、勇敢地、忘我地表达曾经被主流话语打入冷宫的殊异天性，就是酷儿。酷儿的行为哲学是，想穿什么穿什么，该喜欢什么人就喜欢什么人，自己认为是什么性别就取什么性别姿态，想把自己的嘴打扮成鱼、成鸟、成兽、成花朵，都很创意。
酷儿一词借典自中国台湾。台湾酷儿借典自英文Queer。Queer原文原本是咒骂同性恋者的粗话纪大伟和但唐谟在《岛屿边缘》季刊“酷儿专辑”中译成“酷儿”时，英文的诅咒色彩已尽失去，挑衅使而俏皮、酷异而炫惑、促狭使性而又光怪陆离的新文化色彩反而十分耀目。在中国译文和既存文化脉络中，找不到它的渊源。的出现，意味着崭新情感历史的创篇。
“酷儿”当机而生，它跨越或曰超越认同。在同志文化强调同志的所谓正面形象、正面情谊的时代，酷儿文化调整姿态，不以主流文化霸权所肯首的“美好”条件作为自身建设的标准。妖异，殊奇，怪诞，佻达，信口雌黄，任意妄为，但凡能对霸权文化形成挑衅和挑战的资质都被兀显出来。它拒绝定性，拒绝被归类，拒绝使用早已被霸权化了的“好”的标准也拒绝群体观念。
主流文化主张认同，主张新的全球一体化、世界大家庭，酷儿却不相信单纯认同。它在任何准则之外游弋，并不讲时机地对准则施行嘲弄或暴力。纪大伟在概括台湾酷儿文学的特点时指出，“酷儿文学的第一项特色就是呈现身份的异变与表演。为了挑逗固有的身分认同，酷儿文学经常出现身份不明确的角色”，“第二项特色，即呈现欲望的流动与多样”。譬如纪大伟本人的中篇小说《膜》的主人公桃子，就既是男孩又是女孩，既喜欢过异性也喜欢同性甚至连自己的性别都分不清楚。它由此批判传统的性别划分、性别权力、及任何歧视。
作为同志文化的延展，酷儿理论与实践提示着跨越性别界限，不以性别决定人际关系、家庭或社会结构“新社会”诞生之可能性。原有的社会集结方式，往往以习俗的沿袭为根据，缺乏创造性。酷儿精神则在同志文化中看到一种更改文明本味的力量。原来是受排挤、受歧视、在挣扎中为自身正名的边缘文化/异殊文化，经过酷儿理论的照亮，被推衍为革命性、创举性的先锋精神。“它有可能形成一种更广义的文化，一种发明出新的人际关系、生存类型、价值类型、个人之间的交往类型的文化，这一文化是真正全新的，与既存的文化形式既不相同，也不是添加在既存的文化形式之上。”（Halperin）
我曾宣称：发现一切爱的潜能，身体的，超越身体的，有限的和无限的。抛开习俗的，道德的，历史的，立法的，种性的，抛开一切拘束和框限，打造出一个新人类欲望版图，或者说用解放的法则重塑爱情的、官能的、欲望的新国际。
酷儿就是这样，主张看似乖张出格、实则自由松弛，钻研和开发身体、官能情谊、本有的各种可能性。纪大伟说，“酷儿是拒绝被定义的，它没有固定的身分认同”。他们仅仅是一些她她他他的个人，不是“他们”，在欲望新地图上，她她他他每一个都意味着一种国界，随时可以描上颜色，又随时可以抹掉，可以画成新的国度、新的彩色。“酷儿无形无状”，它登上已衰老蜕化的文化陆地，革新和改造固步自封的一元中心或二元对立的朽腐模式。
酷儿像一群化了妆、穿着小丑服装（当然是千奇百怪）、嬉戏顽皮又聪颖绝顶的孩子，一个人或一群人总是在过十足的狂欢节。然而，我们会吊诡地说，我们不是鱼，我们不是嘴，我们不是器官，我们不是鸟，我们不是走兽，我们不是花朵，我们不是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