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东以短片《后房，嘿，天亮了》在首届独立映像展（2001）上取得实验短片的首奖，从此引起国内影坛的关注。在此前后，他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香港、横滨、立川、伊斯坦布尔、柏林、纽约、悉尼、新加坡、卡塞尔等地举办的观念艺术展览上展出过他所痴迷的实验影像和图片作品。2002年，他的黑白长片《陌生天堂》历经5年时光终于完成，定稿于76分钟。
用黑白胶片拍电影在中国独立电影史上并不稀奇。《悬恋》《妈妈》《冬春的日子》都是先例。更加曲折的，是它的历程：1997年在杭州用过期胶片完成前期拍摄，2002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完成后期配音和混录，同年春天完成拷贝。
像杨福东这样毕业于美术学院、画油画出身、以短片和实验影像作品开始“电影生涯”的作者，在目前的中国影坛，还属独一无二。他的出现，似乎是一种标志：中国独立电影的势力已然向中国社会的其他领域发展壮大。
杨福东以罕见的执着和涵满状态，孜孜不倦地把《陌生天堂》复辟到费穆的电影年代。舒缓得近乎舒适又近乎无奈的电影节拍，有条不紊的剧作结构和情绪铺排，波澜不惊的人来物往，并不构成直截人物冲突的“亚三角关系”，角色莫名的烦躁和不安，大面积沉默的画面与极少的对白，不经意间呈现的高光影调和几乎凝固的摄影风格，使影片的黑白影像在最初的飘摇虚幻之后终于找到了依据。那个依据就是几乎被遗忘或者唾弃的“内心”。
这颗躁动的“内心”是被人们闲置起来的“中国旧事”。现实的中国布满跃进的声腔，应有尽有的是现场的喧嚣和欲望，被压抑的常常是一个族群和另一个族群，每个个人似乎都可能因为向成功的、主流的群体寻求归属感而获得一片大好的社会小舞台。
似乎是为了显示离群索居的决心，杨福东在《陌生天堂》的画框里装进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年轻的知识分子柱子生活在被人们称作天堂的杭州。这当然是一座风景秀丽，景色怡人的江南名城。年轻的知识分子肯定不安分，不是向往更大的都市，下海经商的浪潮，出国留学的浪潮，文化全球化的浪潮，而是看似传统地不安于自己的所谓“内心”。这样一来，年轻的知识分子把《陌生天堂》与广阔的中国背景疏离开来，甚至疏离得有些非现实，或者说超现实起来。
于是，杨福东绵绵地有了这样陈古的叙事：
年轻的知识分子和他的未婚妻灵珊安静地、无忧无虑地在江南名城杭州过着小日子。每年的三、四月份，都是梅雨来临的季节。这一年的梅雨似乎来得早了一些，淅淅沥沥，使整个城市都显得阴冷而潮湿。柱子突然感到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适。他开始怀疑自己得了病。于是，他带着焦虑和烦躁不停地去医院检查身体。眼睛，鼻子，耳朵，骨骼……每次检查完毕，大夫都告诉他：你的身体很好，很正常，没有问题。渐渐地，他觉得医生说的是对的，不再怀疑自己有病，他只是不敢面对自己平淡的生活，害怕这种安静。他发现自己还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快乐地生活着。而此时的杭州，梅雨季节也即将结束。柱子在街上遇到一个女孩，他们到路边的居民楼通道里无伤大雅地亲热一番，然后各奔东西。柱子的父母来杭州看望儿子，灵珊陪着他们逛西湖，还在苏堤上拍了一张全家福。日常生活的样子和节奏没有改变，只是柱子的心病被治愈了。
杨福东暗恋费穆多年，拿出来的作品看似向费穆致敬，在我看来却相当物是人非。
身心交瘁，是费穆时代的特权。到了杨福东时代，身心交瘁则多多少少有点无病呻吟。《陌生天堂》里的柱子陈酒一般沉醉于想象中的病态里。仿佛如果不生病，就会太健康，太健康就会去与社会融和，去走主流路线，或者背离社会走向，与主流路线相抗衡。这两样生活形态也许都不对柱子的胃口。选择前者是同流合污，肯定有违知识分子良心。选择后者又需要相当坚强的体魄和勇气，其实还要有天赋，譬如是个天才、同性恋者、艺术家什么的。柱子都不是，在主流和抗拒主流的时代航程之外，所以他感到自己病了，而且是看不出摸不到痛不痛痒不痒的病，十分类似于郁达夫小说人物的病。只是，毕竟时代大不同了，柱子不只是病着，而且还享用着他的病。在病的低烧中，他舒缓地、半梦地与现实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法定”应该保持的距离，并且因此保全了“内心”那份不敢丢失的距离感——也就是读书人对待现实的态度，也就是怀疑和与怀疑同步的安全感。
杨福东坚决而又小心翼翼地在《陌生天堂》中指称出这种“内心”的两大好处：天堂属性和陌生属性。然而，这种好处看似内在，其实比社会的真实来得更遥远、更虚幻、更飘忽。这也正是杨福东镜头语言时而流畅时而羞涩、时而安全时而破败、时而完善时而冲突的合理性所在。
有人说，杨福东是那种对世界有梦想的人。我同意。我还认为，杨福东对世界的梦想相当物化，相当具体，可以落实，尤其可以通过影像的手段得以落实。因此，他基本可以算是一个甜蜜的人。他的梦想毕竟可以写在他所迷恋的、已经相当古老的赛璐璐胶片上。那是在人生的此岸可能写作、可能实现的梦想。
从12分钟的《后房，嘿，天亮了》到76分钟的《陌生天堂》，杨福东总是用手绘般的、黑白的影像，让人感到甜美。
杨福东在精心培育中国电影的享乐主义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