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色嘴唇》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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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0年12月24日，我从东京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飞回北京定居。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我之外的华语人群间存在着一个圈子，其间徜徉着爱同性或爱同性也爱异性的“伙伴”。仅仅是出于自发，我开始酝酿一部较长篇幅的小说，要表达既体验又哲思的感情，不似东京新宿二丁目那么“地下”，那么仅仅是欲情和不见天日。我兀自认定，爱同性的爱有绝对美好的一面，美好得像我们的血流我们的流丽目光，不亚于任何被文学和艺术作品经典化了的男欢女爱。当然，它也会有丑恶，有出卖和血腥。不过，那是另一道主题，属于我关注的另一间界域。
公元1991年10月14日，我在稿纸上写下了“内衣之内”的标题，那是我最初为《桃色嘴唇》一书设定的书名。内衣之内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类赤裸裸的，未被道德化、未经价值评判、未可为任何权力界定的身体和生命。但是，“内衣”和“外衣”已作为主流文化的喻体遮蔽了我们身体和生命的真相，那种遮蔽即便不是全部，也是相当致命的，丝毫不亚于逻各斯哲学对海德格尔所讲的“思之事情”的遮蔽。内衣之内掩蔽着温暖而令人惊栗的渴望和爱，不论老幼、男女、强弱、美媸，不论性向。我/我们是生动活泼的人，我们/我爱神，爱父母兄妹，爱自然万物，爱城市和乡村，爱智慧和艺术，也会爱像自身一样的另一种生命，另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无论他/她是异性还是同性。这还不是文学，仅仅是最基本不过的天理人权。人类的文化，有时残疾而无情地篡改了我们完美无瑕的生命本色。“内衣之内”仅仅是对病态文化的一次揭除，对生命本真的一次还原。
“那是一段普普通通的月亏星明之夜。船城已在迅疾收拾它的人群、汽车和音乐中的噪音。寂静正从我的小提琴音箱向全城扩散。两支烛光燃放出暖暖和和的光亮。忘了是什么了季节，也许是秋天罢。……”小提琴手小猫的忆念视点和委婉陈述在稿纸间徐徐伸展。小说写到一万多字，就被一个意外的非文学却充满戏剧性的桃色事件强行打断：在我供职的大学里有人秘密控告我以主任教师的身分对执教班级一至一群同性学生进性扰乱，据说指控者是我所带班级的两名学生。于是校方不论是非，先是勒令我所在的系中止我讲到一半的课程，撤除主任教师职务，继尔是“劝说”。让我从出国归来优待给我的专家公寓中迁出，“软包装”到留学生公寓，继尔是接受由大学的法律部门——保卫科出面的“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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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丑闻迅疾风靡我所置身的影圈之时，我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小说手稿被抄，像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作家那样在一个有着悠久文字狱传统的国度遭逢文字狱，让自己美丽的小说文字不幸成为色情案件的“罪证”。在候审于留学生公寓的一个夜晚，我夤夜潜逃回专家公寓，将小说原稿装到一只牛皮纸袋中委托给我所带班级的班长，请他将它隐藏在他的身边：他有女朋友（而且是我的至友），密告者与他同班级，会把他描绘成受害者，我完全可以把他视为一块绝对的安全地带。
书稿安全转移之后，我与审讯者和陪审者展开了一幕又一幕的多幕悲喜剧。第一幕：威胁与恐吓：你不是“强迫”学生怎么告你，我们已有充分的证据，如不老实坦白交待，送公安部门依法惩治。第二幕：哭比笑好：你承认与他（那个27岁的成年学生）身体有染与他们又搂又抱不论场合，为什么还不“低头认罪”、痛哭流涕，为什么还笑嘻嘻地在校园里公开露面，是向校方及原告的挑战吗？第三幕：你必须说清楚，在床上，你与他有过多少次，用什么方式，他怎么进入你，不说清楚等于你什么都没交待。第四幕：陪护：独自一人时我也会痛哭，会拿着一把水果刀试试自己臂上的大动脉，然后我会打电话“报告”我的轻生之念，随后就会有一名受校方信任与器重的人到留学生公寓陪我过夜，有趣的是，他是男性，校方这时倒不怕我“强迫”他或者他“强迫”我。第四幕：血案：我的两位学生朋友挺身而出抱打不平，痛打了密告者之一，但仍不解心头之气，其中之一以拳击碎门窗玻璃，不幸被碎玻璃尖峰划破大动脉，一路上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经抢救方保住性命。为此，校方不仅变本加厉地声言要处理我，而且不问皂白青红给予两位义士以警告处分，并向双方家长追索罚金各700元。第五幕：驳回上书：我所带之班级13名学生中有7人以上坚决反对学校对我的调查和停课决定，联名上书学院要求恢复我的原职，校方非但不理会，反而批评班长“带头闹事”，一群不满20岁的青年学生在高压政治下只有“听天由命”。第六幕：医诊：校方以公正、科学、认真为名义，强劝我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的精神卫生健康研究所就诊，请“专家”诊断我是否患有先天或后天疾病，我却嘱托医生，千万不要把我塑造成病人，我既不想“医治”，又非无责任能力。第七幕：判决：原告与被告从未“公堂”对质，校方即以“强行猥亵罪”行政处分我，记大过一次，解除讲师职务，工薪降低一级。处分过后，我这个公认讲课最优秀的教师之一被调任电影制片厂，专家公寓没收，“发配西伯利亚”——乔迁到北郊一片麦田的北方，成为麦田外的守望者。
轰轰烈烈的流泪喜剧过后，我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此后七年再未登过讲台。桃色故事过后，我决定以自己的桃色丑闻来命名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它也成为当代中国第一部以同性恋/双性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桃色嘴唇。这个命名既“厚颜”蔑视并挑衅全球化的桃色恐惶与好奇，又有意张扬性别易妆，强调男身之“空”与女身别无二致，掘除男权话语的根基：阳物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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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嘴唇》完稿后，我并未考虑拿到海外出版，而是十分天真地带着它在内陆的各家出版社、大型文学期刊社之间穿梭。从1993年全书初稿完成至于今，我一直都在为此书简体字版在大陆公开出版而奔波不已。这部书稿或我个人带着书稿辗转过的出版有近十家主要以北京为社址的出版社。在出版部门中，《桃色嘴唇》大多受到一审、二审编辑的称誉，一到终审以“同性恋题材”为名受到枪毙。
我带着书稿去《十月》杂志社面见当时的总编辑，他一次又是次地把怀疑、轻蔑、厌恶而又不无怜悯的目光刀箭一般地射向我，问我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书，是不是我“中了什么毒”，或者我也有同书中人物同样的性倾向。当然，相见是很短暂的，结尾处是他斩钉截铁的话：“写这种事的稿子我们不能接受。”从北京出版社大楼出来时，我的衣衫已被冷汗浸透了。
我带带着我的书稿专程去南说会见过作家鲁羊和批评家王干。他们二人都在文学的立场上很看好我这本书，王干十分热情而自信地表示，要在他所任职的《钟山》杂志上把小说发表出来。我喜滋滋地回到北京，接到的却是王干第一次送审被驳回，隔年第二次送审又被驳回的“噩耗”。关于这段文案，王干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南方论坛》1998年第4期上。这篇文字也是我请他为《桃色嘴唇》简体版所作的序。
值得庆幸的是，大型文学又月刊《莽原》杂志主编、作家张宇从“好作品主义”的立场了发，以纯正的、文学的目光看待《桃色嘴唇》，在1999年第1期节选出了这部沉埋日久的“好作品”。我与他素昧平生。我把他想象成一位豪侠的智士高人。
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丑角登场——或曰以性别和体液的名义》和《玫瑰床榻——或曰抛核桃的极限》。这两部小说是十分的“酷儿”。一经出版，立即在大陆文学界和读书界引起了较强的反响。我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花城》杂志和花城出版社视为“我的小说在简体汉字国土上栖落的第一片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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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在海外的美丽家园是香港华生书店。香港“回归”前两个月，《桃色嘴唇》由华生书店正式出版发行，并立即在台港华语读书圈“兴兴轰轰”起来。
说起来，我也算是华生书店的开山作者之一。那是1995年初冬的一个雪夜，在北京三里屯外交公寓的苏茜家中，当时，社长卢剑雄正在筹备华生书店的开业，并为此专程来北京组稿。相见之下，我把《桃色嘴唇》的改订稿和一部中短篇小说自选集交给他。于是，便在1996、1997、1998依次有了《他他她她的故事》（选入我一个短篇）、《桃色嘴唇》和《三角城的童话》。我的作品和华生书店的另外三、四部作品集，为同志与非同志读者提供了一片新空间。
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一周好书榜”收选了《桃色嘴唇》，香港《明报》先后刊发了“非常书评”和对我的专访。另有一些报刊也对该书的出版作了报导。也有一些读者写信给我，谈论读过此书后的“震撼”体验。1998年年初我赴香港参加98华人同志大会，与会的许多人读过、至少也是知道《桃色嘴唇》这样一部书的。人们关注它，也许是它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一界域的长久静默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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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与写作技艺的层面上，《桃色嘴唇》是一部朴质无华的书。当然，这仅仅是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它的内涵中包蕴着我个人相当长久的一个时代。我是通过写作它来一字字一句句告别那个时代的。环绕着它的写作与出版的种种故事，是我个人的一项真贵库存，记忆它们不是为了“指控”，而是为了警觉和批判我们布满尘埃的文化。
我写作和出版《桃色嘴唇》，没有对社会心存恐惧。反倒是由它所引来的目光，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被枪决，证明了我所置身的现实埋存深久的莫名恐惧。有人为了学术而学术地说，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恐同”现象，仿佛拒绝出版《桃色嘴唇》这样一部小说的文化是一夜之间从西方空投到中国来的。其实，中国文化霸权精神的体现，一向都是以“抹煞”作为最出色的手段与技法的：不被出版，不被公开，“省略”正是“恐惧”的反写。我不得不承认，《桃色嘴唇》是被这个世界畏惧，而不是它畏惧与这个世界会面。
我也期望，《桃色嘴唇》的际遇只此一遭，纯属个案，不再重演。不过，即便重演，我也绝不畏缩，绝不妥协。我像我笔下的丑角一样进入喜剧，真正的演出，从丑角上场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