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电影的戛纳功劳簿

　　翻开中国电影的戛纳功劳簿，满眼生金：戛纳最高奖，陈凯歌《霸王别姬》1993年夺金棕榈大奖；戛纳影帝，1994年《活着》葛优、2000年《花样年华》梁朝伟；戛纳导演王，1997年《春光乍泄》王家卫、2000年《一一》杨德昌……戛纳组委会主席雅各布说过，“世界上至少有85个国家拍摄电影，而我们每年只能选进12个”。中国电影近来年年都在12国之列，即使在平淡的年景里，2003年有娄烨的《紫蝴蝶》，2002年有贾樟柯的《任逍遥》。甚至还有“人事关系”：巩俐1997年就已贵为戛纳评委，姜文去年也过了一把瘾，徐克今年和塔伦蒂诺共事。今年，西征队伍又见壮大之势：今日在竞赛单元会猎诸强的是王家卫的《2046》，昨日特别展映的是张艺谋《十面埋伏》，而不肯捧场金像奖的杜琪峰也屈尊把《大事件》的首映式搬到了戛纳，就是“一种注目”环节里，也有杨超《旅程》与各国青年才俊较劲。

　　济济一堂，群贤毕至，中国概念蔚然成风。可是，当我收回西望戛纳的目光，便再也笑不起来。香港电影的上一个黄金时代已去，台湾电影更是沉疴日久，内地电影市场全年也就8亿元人民币票房，而美国是85亿美元，唯一值得夸耀的似乎只是潜力。在“电影奥运会”争上游不是纯粹的面子工程，但仅有几部佳作无法让冰冷的市场整体回暖。谁家过年都要吃顿饺子，但一叶戛纳障目不见华语电影的整个森林就过了。戛纳的热闹过后，中国电影的有关各方，包括管理者、投资商、创作者、评论界，都应该塌下心来，各司其职认真耕耘，中国才能真正迎来电影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