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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纪实·DV:中国电视纪录片今昔

2004-5-17 22:41  来源:Fanhall.com 作者:萧狼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从技术载体上看,纪录片有两种形态: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纪录片发展到今天,应该说纪录电影是大势已去,只剩下电视纪录片一枝独秀了。纪录电影既然已经退隐,我们也没必要对他魂牵梦绕;何况温故是为了知新,在今天重提中国纪录电影已是意义不大——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纪录电影从诞生伊始就被扣上沉重的意识形态枷锁,直到他不愿意再挣扎而凄然退出历史舞台时,仍没有得到解脱。

  因此,当目睹今天中国纪录片的艰难处境,苦苦思索而怀旧般地想重温一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时,我将思绪索定在中国电视纪录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一、宣教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

  说中国的纪录电影枷锁重重,其实电视纪录片也不太好过。从1958年10月1日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诞生,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到1991年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电视纪录片《望长城》,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虽一路前行,却一直在“宣传与教化”这一政治化创作理念的束缚下兜圈圈。

  在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一直在文艺界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纪录片创作必须要反映热情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生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挥出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语)的作用。虽然这种局面在80年代有所宽缓,却没有大的突破。依据这种政治性要求,电视纪录片创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包括鲜明的先行主题、说教式的长篇解说、各行其是的声画关系等等。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虽然在一些对艺术负责的创作者的努力下,还是出现了不少佳作,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在30多年的宣教期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从1958年到1966年文革前,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轫和起步阶段。这时的电视纪录片,无论是在创作理念、题材范围、思想主题及形式风格等创作问题上,还是在运行程序、管理方式、创作单位及创作队伍等创作外围的问题上,都是对之前的新闻纪录电影的延续,因此基本上是以一种“报道”的方式纪录当时的重大事件,如国家领导人出访等等。代表作有《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战斗中的越南》、《当人们熟睡的时候》等等。期间值得一提的是由陈汉元、朱宏、王元洪于1965年底摄制完成的《收租院》,首先突破了“报道型”新闻纪录电影的僵化模式,开创了以文学性见长的散文体纪录片,在出色完成了“宣教”的政治任务的基础上,获得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双赢。

  从1966年到1978年的文革期间,电视纪录片也曾被极左分子及帮派集团利用,但与文学、电影相比,电视纪录片不是重灾区。在1972年国家政治形式有所好转之后,马上就出现了一批不错的作品,如《下课以后》、《金溪女将》、《向青石山要水》等等。还是由于政治因素的束缚,这时的电视纪录片主要以歌颂工农业生产阵线上的英雄为主题。但是,创作者们的创作技巧已经有了一定的提高,如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捕捉瞬间细节,开始注重纪录片的故事性叙述、注重谋篇布局与结构安排等等。

  进入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铺开,一切都显现出一派生机;电视纪录片也不例外。首先,从《丝绸之路》到《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再到《让历史告诉未来》,宏篇巨作不断涌现。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充满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性色彩。他们在用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在对文革的疯狂和荒谬作出回应。在这种理性中,寄寓了他们对于在文革中丢失了的人性、尊严以及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而这些无疑给80年代大气磅礴的电视纪录片增加了一种深邃无比的厚重感。

  另外,在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中,不可不提的是我国最早的电视报告文学《雕塑家刘焕章》。关于体式的革新、创作技巧的独特绝妙且不多说;最有意义的是,作品中显然蕴涵着作者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和对普遍人性的呼唤,这标示着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并为90年代初的新纪录片运动作出了启蒙。

  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是成就喜人,但基本上仍没有摆脱主题化的宣教模式,对于纪录片的本体因素仍缺乏清醒的认识。中国电视纪录片要继续前行,需要一次本体意义上的革命。
 
二、纪实期(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革命终于喷发了,叫新纪录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的先驱们口中大声呼喊着四个字:纪实主义。他们的创作理念是“真实再现”。代表作有《望长城》、《流浪北京》、《沙与海》、《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等等。

  多数人认为新纪录片运动始于《望长城》,可有些人却更愿意指认张元的《流浪北京》。也许《望长城》还存留着某些过渡因素,做得还不够彻底,可真的已经不容易了,它毕竟开创了中国纪录片的一个新时代。其实从哪里开始本来就很难认定,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的开始也应是一个过程。而重要的是,新纪录片运动全方位地破旧立新,高举纪实主义大旗,推动着中国电视纪录片走向颠峰。

  人文关怀与平民视角。纪实主义标举人文关怀精神,创作者们开始将镜头对准平民大众,对准社会弱势群体,对准非主流的边缘人及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这种对准,又要求是一种平视,纪实主义杜绝俯视式的“关怀”,俯视与人文关怀无关——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被摄对象,无论是上层白领还是底层劳工,都只是平等的生命个体,都需要尊重,虽然这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并不容易做到。

  过程。纪实主义关注过程,要求一切处于现在进行时的未知状态,因为这才是最生动的真实。于是纪实主义大量运用长镜头与同期声,以求纪录下一个完整的生活流程,为观众提供一个开放、丰富而真实的信息场。

  原生态。纪实主义宣称要还原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生活。为此,他们深入到生活中,以一种交往的姿态与被摄对象相处,尽量降低被摄对象对摄像机的陌生感,以求最大程度地贴近生活真实。

  这就是纪实主义的新纪录片运动,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在这股纪实主义大潮中,中国电视纪录片是飞黄腾达,最大的标志就是90年代前期电视纪录片栏目在全国各级电视台的遍地开花。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开播后收视率最高时竟达36%,连贵州电视台的《人与社会》也能创下25%的收视业绩。如此,中国电视纪录片自是洋洋得意了。
 
三、围困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1995、1996年起,达到颠峰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开始走下坡路,逐渐陷入低迷困境。首先是人们热情不再,然后各档电视纪录片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遽下降,最后电视纪录片在创作上也进入萎缩状态。当然,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必然性。

  首先,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基本上归属于精英文化范畴。而世纪末的国人们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乃至文化态度上的世俗化特征开始明朗化,大众文化急速膨胀。而在大众文化的挤压下,精英文化彻底走向边缘;这时,试图保持精英意识的纪录片只能随行。

  其次,中国的电视观众以中低文化层次的受众群为主,娱乐是他们最主要的收视目的。因此,除非如新纪录片运动一样在全社会形成浪潮,否则与娱乐无缘必然使电视纪录片举步维艰。

  另外,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电视逐步走上产业化道路,市场逐渐成为一个电视栏目生存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处身其中,定位于艺术因此先天就缺乏市场意识的纪录片当然要不得志了。

  当然,除了这些环境因素外,还得对纪录片自身进行反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国电视纪录片因纪实主义而享尽荣华,也因纪实主义而身陷重围。纪实主义本身只是一种创作风格,当它被提升到纪录片根本原则的无上地位时,纪录片到纪实而止,纪实成了纪录的目的。纪实主义在反叛了“宣传教化”的僵化模式之后,也因过度的自我膨胀而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僵化模式。因此在经历了短时间的辉煌后,奉纪实为上帝的纪录片必然要走向低谷。

  当然,围困中的电视纪录片也有成绩,仍不时有佳作涌现,如《江湖》、《老头》、《食指》、《英和白》等等;也仍有一些电视纪录片栏目逆水行舟奋勇前进,如北京电视台开播于1999年的《纪录》栏目,竟敢于将首播时间放在上星频道晚8点50分的黄金时段,而且在与电视剧的拼杀中收视率竟是稳步攀升。

  但是围困已成定局,生存与突围是90年代中后期乃至今天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主要命题。
 
四、DV出现后的中国电视纪录片(20世纪90年代晚期——)

  正是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四顾茫然而踯躅不前的这一刻,DV出现了。而在经过了短短几年后的今天,每当我们谈起DV,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纪录片——因为DV与纪录片血肉相连,在DV初展身手的这几年是如此,在DV以后的漫长征程中仍不会变。在DV来到中国后的几年里,它一直是与纪录片同行的:正是由于一批DV纪录片的出炉,DV才开始在中国抛头露面;最早在中国谈论DV、倡导DV的也是一批精英的纪录片创作者;另外,正是在DV纪录片走上电视屏幕后,DV才最终在中国形成浪潮的。应该说,是纪录片成全了DV今天的风光。但是,困境中的中国纪录片更需要DV。

  首先,DV的广泛应用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带动纪录片创作。由于DV轻便灵活、操作简单而又易于隐藏,正契合了纪录片个人化的操作方式。因此,大多数DV拥有者最有可能用手中的DV来摄制纪录片。而且DV的价格相对低廉,容易普及于大众。而一旦大众拥有了DV,又主要用来摄制纪录片,那纪录片创作必将要如火如荼了。

  其次,DV将为处于低迷状态的中国纪录片打通一条生存之路。中国纪录片在90年代中后期走入低谷,说到底就是因为没有观众,成本无法回收。而随着DV在社会上的逐渐普及,鉴于DV与纪录片的血肉关系,拥有DV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会逐渐对纪录片产生兴趣——DV爱好者一般也会是纪录片爱好者,DV将为纪录片培养出一批忠实观众。另外,DV也极大地降低了纪录片的摄制成本。由此,有了一批固定观众而又能够进行低成本创作的纪录片,生存将不再是一个问题。 

  再次,DV将重新为纪录片下定义。DV虽只是一个技术意义上的名词,但它的影响将远远不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长远来看,DV必将在形式、内容甚至观念等形而上层面上对传统纪录片产生彻底性颠覆——DV对于纪录片的变革将是历史性的。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预见。DV出现后的这几年,还只是DV与纪录片的磨合期;而且DV在中国也才刚刚起步,一切都还处于混沌状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的旅程中,纪录片将与DV同行;但路在何方,我们得用双脚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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