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拯救与逍遥之间——《现代启示录》的启示

   恢宏的交响乐声中，美式战斗直升机一次次地俯冲又拉起，火光迸射处是绚烂的血花与痉挛的肉体。美国大兵口嚼雪茄，在瓦格纳庄严的音乐和北越人民绝望的逃遁中，嗅出令人跃跃欲试的狂热与激情。这是《现代启示录》中的一个经典性场景。
　　是《现代启示录》，而非《越战启示录》。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次对于几条美国生命客死异乡的简单忏悔，它的矛头直指“现代性”。而越战不过是现代性的又一变体谬
种。
　　当年轻的美国人被隆隆的机翼从加州海岸运往金兰湾，并象植物种子般撒在越南高温潮湿的丛林、沼泽和大山时，存在的荒诞感便如岩石般突显出来：坚硬而且富于质感。

　　选择瓦格纳是有深意的，因为“瓦格纳集中体现了现代特性”。在尼采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蛮横，做作而又“清白无辜”；瓦格纳的的思想，一个典型的颓废主义者；瓦格纳的问题，一个关于拯救的问题，他的歌剧是拯救的歌剧，他的任何一个角色都总想着得救。然而他们并未得救，瓦格纳不过是一个伪造伟大风格的蛊惑者。“在精神的事物中，容不得任何疲惫的，陈腐的，危害生命的、诽谤世界的东西，他的艺术却公然保护这些东西——这是黑暗的蒙昧主义，他给这蒙昧主义罩上一层理想的光辉。他迎合一切虚无主义的(佛教的)本能，把它们乔装为音乐，他迎合一切基督教精神，一切颓废的宗教形式。”欧洲追随瓦格纳，因为他们同属一个颓废势力血统。当面对本应恐惧的事物，人们不作抵抗，这本身已是颓废的征象。本能衰弱了。人们被本应惧怕的东西吸引着，嗜好那将更快地置他们于死地的东西。“想举个例子吗?”尼采说，“只要考察一下贫血、痛风或糖尿病患者给自己定的食谱就可以了。”
　　美国人来到越南也是为了拯救，他们将一村又村的北越人民运往南方“解放”。但是最后，拯救者自己沉沦了。影片有两位主人公：中尉可滋和马龙白兰度扮演的上校，其中后者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家，但在影片中却以一个叛军首领乃至邪教头目的形象出现。可滋的任务是去刺杀上校——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线索：越南战争在此演变成为美国人之间的自相残杀。
　　可滋始终是以一个理性和正义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不过他也挣扎于理性和疯狂的边缘：影片一开场就是可滋在迷狂中面对镜中自我，竭力伸展扭曲的四肢；此后在他的脑海里也总充满幻觉、鲜血和杀戳；丛林里，河道中四处是藏匿着的敌人。可滋的任务和目的地就如这场战争一样毫无意义，充满未知。湄公河上的夕阳浓艳似火，随着军艇在河道中愈行愈远，关于战争的所有正义论，道德论主题都在退场，而一个更为深广的母题：“恐怖”逐渐笼罩住整部影片。
　　上校在湄公河的尽头建立起一支他的部队和信徒——这是一群被恐怖压垮了的人们：美国人，越南人，高棉人，种族在这里已无分别，恐怖是他们共有的基本特征。他们选择上校做为他们的上帝和精神支柱，殊不知上校本人正是 植 症状的最严重患者。上校是20世纪70年代穿着军装的瓦格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瓦格纳最终犹以基督福音为安慰，而在上校这里，只有巫术、邪恶与疯狂。在上帝死后一百年的东南亚丛林里，拯救的可能性似乎愈发渺茫了。
　　《现代启示录》对于“现代性”的指斥固然深刻有力，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形而上的提升中，(现代启示录》以现代性掩盖了越战的实质，掩盖了其中昭然若揭的意识形态纷争、文化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以及阶级、种族歧视等事实。美国人以其一以贯之的胸怀和眼光将越战演绎成现代性的谋杀现场，在这里，没有具体的凶犯和被害者，所有人：美国人，越南人，高棉人都是受害者——同是天涯沦落人，而凶手则是虚无缥缈的“现代性”，种族，阶级，意识形态在这里虚化成空气。这种“本质抽象化”的视角无疑有其独到而深刻的一面，但是同时也使人们漏过太多真实且血淋淋的东西。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典型地反映出为了寻找西方的本质而探人到故事底层或背后的渴望，反映出西方人根源蒂固的哲学嗜好或曰本质主义情结，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怀疑美国人的用心险恶：他们想嫁祸于人(或者说嫁祸于“现代性”)。如果再做稍加联想，我们便会发现这是美国人一贯的思维逻辑，套用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那句话：“我们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也许还可追加一句：“我们的一次小过错，人类的一场大罪过。”美国的骄傲属于人类，因为美国就是世界；美国的罪过属于人类，同样因为美国就是世界。
　　从这层意义上说，《现代启示录》本身便是现代性的一个谬种，它在用利剑伤人的同时不慎也划伤了自己。不仅如此，《现代启示录》的失败之处还在于拍摄该片之时，整个西方社会已然身处后现代景观之中，但是从整部影片中除了对现代性，对恐惧与绝望，邪恶与疯狂不厌其烦的描述外，丝毫读不出有关后现代的启示，读不出在大麻与援滚的魔力消散之后人们将面对什么。
　　在我看来，现代性不过是一头披着狼皮的羊，它最终会露出其温情脉脉的一面。看看五、六十年代那帮最为颓废的美国青年，曾几何时他们可以和大麻、摇滚、暴力同义互换，而今却成了美国社会最为保守的中坚力量。影片中的上校死了，屠杀那头健牛的场景，也正是与“现代性”告别的最后仪式。
　　此后，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时代即将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恐怖将不复存在，神的足迹无影无踪，富足是人们的基本表情。到处都是偶像与榜样，到处都在狂欢和歌唱，生活只需简单的重复和模仿，传媒成为经验的最初源泉。人们出于种种抽象的理念或具体的欲望行事，而最终行动变成唯一且真实的目的：所指不复存在，意义丧失殆尽。这是一个极度世俗化了的社会，一个不属于任何个体经验的经验世界——有人用“后现代”去定义它们。对我而言，这才是只披着羊皮的狼——真正危险的动物并不总是张牙舞爪的。
　　如果说现代性是对生命力衰竭的最后一次挣扎，那么后现代则是超出弹性限度的必然结果：永远的处于垮掉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启示录》并不成功，它缺乏前瞻性，缺乏对于现代之后(后现代)的基本警觉。在现代之后的社会里， 欠 症患者需要从现代文化中获得的三种满足：刺激神经、自欺欺人和宗教解脱，他们都不需要。这些富足的人们勤勤恳恳、安居乐业、不知所来、勿论所往，一副逍遥自在、其乐融融的升乎景象。一句话，他们丧失了一个作为有灵魂的生命所必需的所有感觉：甚至包括恐怖。
　　于是，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被提出：上帝死了，尚有人存在，可如果人死了，世界还残存什么?或许，在拯救与道遥之间，还有第三条路，指引着我们走向绝望之后的永恒明
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