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克少年与没谱青年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看“花儿”演出时的情形，他们在台上唱着“将来的主人一定是我们”、唱着“别理我，我烦着呢”……看着他们比吉他高不出多少的个头，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出污泥而不染，也随着他们的音乐节奏而心潮澎湃。那年，这帮孩子才十五六岁。那时候，美国正流行Green Day，英国正流行Supergrass这样的新朋克，中国也正孕育着朋克，“花儿”就是那时刚冒头的朋克少年。

　　我第一次听到郑钧的歌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音乐中没有北京摇滚那种“恶习”，所以，他既能写出《回到拉萨》，也能写出《赤裸裸》，还能写出《灰姑娘》，在当时，人们不知道该把他划归到摇滚类还是流行类。

　　时间过得很快，“花儿”已出版了两张唱片，大张伟的个子蹿得比另外两个孩子还快;郑钧也成了歌星，他的歌曲开始在社会各个阶层流行。按年纪算，郑钧比“花儿”们大上将近一倍，他们最近都出版了新专辑，虽然他们无论在音乐还是其他方面都没什么可比性。这是生于60年代和80年代的对话，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他们都是在各自年龄段就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果真的对比，只能慨叹“这世界变化快”。

　　大张伟用他语言天赋诠释着“花儿一代”的青春期，任何一个描述青春期的成人作家在大张伟的歌词面前都会黯然失色，他是一个少年不识愁滋味的人，但他没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相反，他用最直接的语言把青春少年的内心躁动——那种无拘无束的寻欢作乐描述出来，那些被烙上80年代明显特征的印迹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扭曲。他的歌词反映了从未成年到成年成长过程中的快乐与烦恼，简单直接得有时让你不相信这是歌词。

　　“不管明天美不美好/只要你爱我就请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不知道明天和未来又会怎样/就这样慢慢地无奈地成长/人们说你的未来充满希望/我担心永远也打不开翅膀。”(《起飞》)
　　“希望能快点儿离开这里/这里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放学啦》)
　　“等待更多的化肥再添进来/我已醒来吃饱了准备离开。”(《草莓声明》)
　　“我们在年轻的世界/还没有无聊的经验。”(《青少年俱乐部》)

　　而所有成年人在解读这些简单歌词时，都无法还原回自己的青春期，因为这是生于80年代人的青春期，不是生于70年代或60年代人的青春期。你除了羡慕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光，就是感悟自己走向沉重、衰老的无奈。将来“花儿”长大了，回头读起他们在青春期写下的这一行行文字，会感觉幼稚，但绝对真实。

　　而郑钧的歌，我更多时候发现，他在经历一个社会变革剧烈年代后留下来的是一些破碎片段，好在他把这些碎片用他能招人喜欢的形象和旋律串在一起。他对亲情的眷恋，让他总背负一种沉重(《天黑了》、《苍天在上》);他对爱情的爱恨，总想变成一种洒脱，但总陷入新一轮迷茫(《灰姑娘》、《赤裸裸》);他对现实的批判，总想化成一种愤怒，最终在无奈下举手投降(《怪现象》、《商品社会》);他想拿起手术刀解剖自己，却因没有勇气而变成顾影自怜(《第三只眼》、《悲剧！悲剧！》)……郑钧的歌中有60年代人残存的理想主义，也有70年代人的玩世不恭，还有80年代人的潇洒时尚，当这些多面体组在一起，这个郑钧有时清醒有时迷茫，像个没谱青年。郑钧成长的烦恼来自多方面，他想揭示出这一切，但他不是个好诗人，语言在他急于表白时突然变得苍白，歌声在动人旋律中变得沉重。他只能重复他之前未曾搞明白的这一切，于是他像一个程序一样在循环，每一次循环他都尽量用丰富优美的音乐来掩饰他语言上的不足。假如郑钧放弃他的思考和挣扎，专心去写《灰姑娘》这样的情歌，他可能就像“花儿”一样简单，但是这个具备偶像素质的歌手非要去探寻人生的答案。可人生的问题出得太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还是“花儿”来得简单，在他们这个年纪，正是享乐的青春年华，所以他们毫无牵挂，“前面是一片绚丽的景色/何必在乎那结果。”这就是“花儿一代”的真实写照。“花儿”关心的现在进行时，而郑钧关注的是过去完成时和将来进行时。

　　朋克少年也好，没谱青年也罢，当无意中把“花儿”和郑钧作一番对比时，让我感触最深的倒不是简单与复杂、幼稚与成熟、感性和理性，而是让“花儿”衬托出青春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