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楢山节考》的昆虫观点

    阿玲、辰平和始终没有出场的利平，构成《楢山节考》的“死亡纠葛”。阿玲将死亡与上山同视为一种风俗和道德。死亡与被背上山抛弃，前者是实质后者是行为，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过程。阿玲把它们等同对待。在她的观念中，死亡是一种风俗，也被道德化了；作为一个人，不该也不能违抗风俗——民间的法律，遵从道德是人最朴素也最崇高的品性。她清醒冷静而又从容不迫地做着上山的准备：叩掉门牙，为辰平娶了阿玉并把自己的捉鱼“绝技”教给阿玉，给无权讨妻又处于性饥饿状态的次子利助找到了女人……像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阿玲默默地离开家，默默地在白骨堆中迎接死神的降临。死亡并不可怕，既然它被当作风俗和道德。利平和辰平则注意着上山这一动作中所包含的死亡似乎的实质内容。利平逃避那实质的冷酷，但逃不脱道德的戒律的惩罚，只好从生活中消失。辰平在母亲的监督和鼓励下，没有重蹈父亲利平的覆辙，却并不能完全接受阿玲的死亡观。辰平遵守了风习和向母亲许过的诺言，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内心的痛苦。当他下山回家的时候，看到新木家的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及其怯懦地拒绝，不禁又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和欣慰。

    在今村影片中，劳作和性，是顽强生命的体现。贫困使人们建立了最朴素的生命观：白米饭和土豆即是生命。阿金只要吃上白米饭，就能摆脱病魔，获得生命的权利，雨屋家的人只要偷了别人的土豆，就等于在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受到的制裁是全家被活埋。在这里，生命的法则很简单，即劳作获得食物，“老大”承担繁衍后代的任务，“老二”以下的人则不能有后，为的是保证“老大”的后代有足够的食物维持生命。性是自然的产物，但只要是人，无论生活多么原始，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性的规定和限制，山中的人们有一条严格的性守则：“老二”不许有妻。看似处于原始状态的山村人的性生活，已经社会化。“老大”拥有性的特权，“老二”以下的人则受到性蔑视和性怠慢，只有在偿还“冤孽”的前提下，阿原才在丈夫死后同村里的“奴崽”一一交媾。

    性同死亡一样，被当作一种风俗，一种道德。人人就必须遵循性风俗和性道德，任何人都无法完全等同一般生物。今村影片中不断交叉剪接的昆虫和飞禽走兽的镜头，并不是对人的性、生与死的注释，而是对人的生存、延续和死亡的观照。两条蛇、两只蜜蜂或青蛙或燕子，都可以交合尔后孕育新的生命，但与它们具有同样性本能的人却并无这样的自由，利助因为是“奴崽”又加口臭，便能只同狗性交。阿玉和阿原都不肯应承利助亲人的恳求。她们在本能上讨厌利助的口臭。这种“本能”，已不是一般的生物本能，而是“人”的本能。

上山的早晨，不能被旁人看到。一只猫头鹰蹲在树枝上，看到辰平背着阿玲婆离开村子。正像辰平与阿玉在一起的初夜被屋顶的蛇看到一样，猫头鹰的镜头赋予影片一种新的神秘和清晰。在一个个昆虫的插入镜头过后，“人”的生活场景仿佛已改变了固有的色泽，显得更接近自然又更加反自然。在昆虫的“观照”下，人愈发深刻地感觉到自身内部与生物性交融一体的“人性”。这便是《楢山节考》的电影语文所诉说的古老而最深远的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