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普通百姓“戒”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少说有二十年了。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多种多样，有时代的变化、有观念的变化、有生活状态的变化等等，惟独一样没变———国产电影没什么变化。正是这以不变应万变的泰然自若，让老百姓也不变地不看中国电影。
假如电影没有民间性，人民为什么要喜欢呢？
中国影坛表现小人物喜怒哀乐的现实主义作品很多，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比如《民警的故事》、《没事偷着乐》等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表达着创作者对于中国当下生活的认识，以及普通人在这种现实境遇中的内心世界。但抛出一个概念大抵总要说出个一二三来，什么是民间性？我们可以先用排除法来缩小范围。首先，电影的民间性不是长官意志。它不是用庸俗社会学或教条的政治理念去规范主人公的行为。其次，电影的民间性不是精英派头。它不是居高临下，或以先验的狭隘观念给出一种生活。自己跟自己较劲闹别扭也就算了，可非说是在寻真理。
那么，第三，体现民间性的电影应该是《卡拉是条狗》这样的电影。这不仅是我看路学长导演最新作品的感受，影片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对电影民间性的认识。《卡拉是条狗》的主人公老二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人，上有老下有小，亲切得就像我们的邻居，甚至像我们自己。每天为各种琐碎的事东跑西颠，在别人看来是“小”事，落到具体人头上都成了大事。母亲生病、孩子打架、老婆把狗给弄丢了……没一件事不让人操心。这种都市人生活的当下状态，是我们每个人的体验，事儿不一样，可都忙着呢，谁也顾不上谁。这些琐事的后面没藏着什么道理，但它们却一点点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这算不算是一种道理呢？至少路学长认为这些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关乎每个普通人的切身经验。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老二也没有被拔高成明事理晓大义的“典型人物”，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发生的事情。路学长在此表现出的冷静是聪明的。他用“一天”来结构影片中的事件，使老二所有的个人行为都被有效地合理化了。这些行为可能是可笑的(当着老婆面不说什么，跑到厕所里发泄怒气)，可能是可气的(用一百块钱贿赂警察，结果让人骂得跟孙子似的)，也可能是感人的(夫妻吵完架，一起吃午饭)。而合理地串起这些事件的轴，却被路学长不经意地埋在这样一句台词里：“这么说吧，从单位到家里全算上，每天我得想着办法让人家高兴，只有卡拉，它每天得想着办法让我高兴。说白了，只有在卡拉面前我才觉得自己有点人样儿。”这是老二的自嘲，也是路学长的态度。类似的场景还有几处，不多，但都在要害处。主人公的自嘲在影片中具有双关意义，一方面体现了故事人物的生动性，而另一方面则是路学长对主人公的思考。在迅速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普通工人不断地被边缘化，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他逐渐丧失的不仅仅是社会地位，还有作为个体的生存的尊严。决定他命运的不是人性的本质，而是被量化的物质现实———5000块钱才能得到的快乐。
在讲故事的方式上，《卡拉是条狗》似乎也有意地向传统民间文艺形式探胜求宝，比如评书、相声……如何埋“包袱”，怎么抖“包袱”都处理得很讲究。影片一开始，葛优演的老二没出场，而是用他最心爱的狗“被捕”这一事件勾起观众的好奇心，他们猜想老二可能的态度多半是大发雷霆。可第二天老二一出场，却出奇的冷静，观众以为这就是老二，可再往后看，老二一进厕所，火上来了，对着尿池子一通骂，观众乐了。这仅是一个小例子，实际上，影片始终都被路学长分寸得当地控制在这样的情绪节奏中。马三立先生生前总结他的舞台经验时说过，“包袱”响不响，关键看讲述的节奏，节奏对了，“包袱”就响了。《卡拉是条狗》对讲述节奏的把握，使每一处喜剧情节都产生了预期的观影效果。
因此，《卡拉是条狗》是一部独特的，未有先例的，真正具有民间性的电影。它用中国观众最为亲切和喜爱的方式，表现了一个未被神话的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以自嘲的态度，体现了中国民间文艺所特有的“公心讽世”的精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电影要想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就必须使我们的电影从过去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让电影更具有民间性和文化感。中国观众期望在银幕上看到他们眼中的生活，他们也期望从真实的电影中得到一点幻想和安慰。《卡拉是条狗》开了这样一个头，但仅仅是开了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