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鼓》：鼓声与尖叫

奥斯卡是一个特殊的“人”。对于影片来说，他既是叙述视角，又是表现对象。作品通过他的眼睛，通过对他的表现，来实现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透视。在影片中，他是个“小人儿”，生活在“正常人”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他的王国有其独特法规和思维方式。他有意无意成了现实的反叛者和戏弄者。经过他的目光扫视或凝视过的事物，都罩上了疑云，不再那么简单而明确，同时又显得更加简单而明确。“巨大的壁画”在一个侏儒的仰视中愈发巨大。不知是它本身足够丰富、阔大和复杂，还是奥斯卡帮助我们发现了大壁画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对于奥斯卡个人来讲，客观时间和年龄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一出生就能看到日后敲着铁皮鼓的自已。他未出生，就知道自己的外婆外公的故事，就能观察母腹世界，并了解自己出生的全过程。他出生之后，可以不再长大，长久保持三岁时的94厘米身高。同母亲、生父、养父、外婆、情妇，他几乎没有过真正的情感交流。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最不幸者”：“孤独的，孤立无援的人站在一个无向度的世界里，他没有心安理得的现在；也没有可怀念的过去，因为他的过去还没有到来；他也没有可以指望的未来，因为他的未来已经过去了，他不可能变老，因为他从来不年轻；他不可能变得年轻，因为他已经老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也不可能死，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生活过，在某种意义上他也不可能生，因为他已经死了。”正是由于奥斯卡的这种天然属性，他才具有超乎寻常的自我控制能力（零增长）和社会批判才能（尖叫与冷眼）。

三岁的奥斯卡挎上红白相间的锡鼓。三岁的奥斯卡发出尖利的叫声从楼梯上跳下去，结束了生长。锡鼓和尖叫从此伴随着他。他将应当运用于肢体成长的生命力灌注到锡鼓和叫声中。它们成为他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凝聚的、浓缩的生命力迸发出来，叫声可以击碎玻璃，鼓声可以改变并主宰众人的行动（如搅乱纳粹检阅）。奥斯卡舍弃掉正常人的“正常”，获得“非常”的冲击力和破坏力。那力量，指向“社会丑恶的发展和有组织的谎言”。当他的“父亲”阿尔弗莱德在苏军解放但泽时被打死之后，奥斯卡将锡皮鼓与鼓棒作了“父亲”的陪葬品。作为纳粹成员的阿尔弗莱德的死，象征着法西斯主义时代的结束。白色恐怖高压下的奥斯卡，此时才恢复了生长的愿望和机能。那作为抗议话语的鼓声和叫声，随着恐怖的结束而收起了锋芒。锡鼓与产生它的时代一同被埋葬了。

奥斯卡有两个“父亲”。一个是波兰人，一个是普鲁士人，一个是被纳粹驱逐和镇压的对象，一个是纳粹党徒；一个是母亲阿格内斯的情人，一个是她的大夫。奥斯卡的儿子库尔待也有两个“父亲”。一个是纳粹的冲锋队长，一个是反纳粹的侏儒；一个是普鲁士人，一个是波兰人；一个是生父的“父亲”，一个是“祖父”的“儿子”；一个是母亲玛丽亚的丈夫，一个是她的情夫。在战乱年代，“儿子”成了被迫害的波兰生父和纳粹“父亲”的中间物。他们受着双重的保护和双重的打击。他们既要反抗被迫害者的命运，又要反抗可能成为纳粹的命运（他们名义上都是阿尔弗莱德的儿子）。他们成了一对“兄弟”。库尔特用一块石头击中了奥斯卡的头部，把他从恐惧和反抗强烈抵牾所造成的严密封闭状态中惊醒。奥斯卡的两个“父亲”都死了。库尔特的纳粹“父亲”也死了，只剩下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父亲。也许正是他创造并预兆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