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F2009：王德志--让大家都很有尊严的活着

《皮村》剧照

《皮村》以导演本人访谈的形式来讲述，在中国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北京郊区的皮村形形色色的外地打工群体的生活状况，他们的过去、现在、未来、子女、婚姻……
影片在CDFF2009放映后，引起很大反响，影片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姿态，令人刮目。导演王德志在放映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导演王德志

曾经想去春节晚会说相声的边疆少年
黄：我觉得谈您的片子，一定要谈到您的个人经历。
王：我个人的经历，这话说来话长。真的太长了。我95年就来北京了，很早。之后就没去过别的地方，离现在有十三四年了。

黄：你什么时候会回家呢？
王：我十几年了好像回了有五六次吧。我十三四岁就不上学了，在家里种地干农活，家里穷，父母身体也不好。小时候就想通过上学来改变家里的情况，但后来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上不了学。这种靠上学来改变家庭情况的想法也就随之破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种地是没有出路的。后来就想通过做生意，想通过种地以外的事情来改变命运，结果发现做长很难，到18，9岁的时候就感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要结婚生小孩了，我就搁这儿了。那时候我要学历没学历要技能没技能，然后我们家又偏僻，要眼界没眼界，要人脉也没有，就想怎么办啊，后来就想我喜欢相声，那我就去说相声，到春节晚会说相声可能会改变我的命运。

黄：啊，想去春节晚会？！
王：对，因为那时候小嘛。然后我就开始写东西，写相声，一个在农村的小孩。九五年我们家卖完粮食后我写了一封信到我同学那，然后在家里偷了七百块钱就进城坐火车了。我告诉同学在我上火车后两个小时再把信交给我父母，那时候他们想找也找不着了。到了北京我就去中央电视台，发现这事也没这么简单，在家什么也不懂。只是想着上春节晚会大家如果喜欢我，我就能改变命运了。

黄：那您当时就直接去中央电视台找导演吗？
王：我不知道导不导演，那时候哪了解导演这个职业啊。我就到西门那个传达室。那时候焦点访谈都在一块儿，就去找接待跟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告诉我半年以前节目就定好了。这样我第一次到北京来，没出过远门，没到过大城市，我的愿望又一次破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第一个想法是不能回家，事没做成回去会被人笑，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看马路边上有招工的饭馆就进去问，人家就答应我了，在一个饭馆开始刷碗，就这么开始了打工生涯。两三年之内换了六七个餐厅吧，后来都当厨师了。随后又干了好多工作。
在九九年吧，九九年的时候晚报上招那个相声学员，我就报名了。后来就说相声，碰到几个我们志同道合的小伙子组成这个艺术团，业余时间给大家演出。我们这群人都是打工的，演出对象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作品都是自己创作的跟自己生活相关的，发出打工者自己的声音。
因为主流的文化跟我们没关系，消费文化都是给消费得起的群体。我们打工人群很多，但是没有属于我们的文化。

黄：那你们的演出怎么样？
王：我们自己创作了几个段子，感觉还可以。后来我那个搭档考上一个民大的表演系，想走主流的路线，但我们还想搞这种所谓边缘的文化，还搞这种现场的演出就分开了。结果演出的机会少了，其他场的演出我还不能去，我还得主持啊，摄像啊。加上我们还有其他的工作，艺术团的事只是我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就这样一年时间没太演出，感觉特别压抑，感觉艺术生涯要终止了，然后我就想我自己能做什么呀，就琢磨琢磨拍纪录片吧，虽然没接触过。但我感觉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纪录片。因为我就住在皮村，想拍什么大概也有一个感觉。所以就天天蹬个三轮拿个摄像机去拍。没学过剪辑就下载软件琢磨怎么剪，转场啊，加字幕啊。就鼓捣鼓捣出个纪录片。我的一个同事接到一个群发的邮件（短信）说这边有一个关于独立影片的活动，我那同事吧就把这个转发给我了，我就寄过来了，寄过来了人家就说要放。

黄：这个片子做完以后有没有给被拍摄的人看过？
王：没有。因为就在皮村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拍两年了，一直在想怎么给他们看，给谁看？后来就一直没给，因为大家也一直都在那儿。肯定要给，但什么时候给，怎么给的话……嗯……

黄：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能给他们看呢？
王：其实有看过的，有几个看过的。年轻的看过，年纪大的没看过。
黄：那你拍的那些其他人都还在吗？
王：在啊。
黄：还在那些村子里吗？
王：在啊，基本上都在。
黄：他们怎么感觉？
王：他们就觉得比较新鲜吧。但是大家可能对我想通过皮村这个点，反映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制度的想法不太理解。

黄：那以后有没有想把这个题材继续往下拍？
王：嗯，有啊，实际上我们平时也拍故事片，还做相声，歌曲，搞话剧，我们都搞。因为我在工作生活当中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题材。经常想那些故事题材用哪些方式表达出来最好呢？有的东西可能拍电影最好，有的可能是做纪录片最好，或者相声最好。有的题材是通过话剧表现最好，我感觉是这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黄：所以您以后也不一定会做纪录片？
王：肯定会，但我不会说为了纪录片而纪录片。因为我们这个机构专门在做打工群体的权益和文化，以后我要做的东西都要围绕这个来做。

主流和非主流

黄：那你觉得现在就是对打工人群来讲，他们最缺乏的是什么东西呢？
王：现在主流文化太强势，大家缺乏一种对自我的认同，不太自信，主流成为一种他们渴望的东西和追求的东西，但主流实际上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对大多数来讲，一万个人里有十个就算成功了，但剩下那么多人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黄：比如说，我父母也是很早就去广东那边打工的，很多人就想生活得好，那这样他们就很难在物质生活缺乏的状态里对自己有一个认同啊。
王：嗯，现在也谈不上绝对的缺乏，大家还都吃得饱饭。当然你父母和我父母这一辈来讲想改变确实难，所以要从现在的年轻人着手，比如说做事情要从简单的开始做，难的不肯做就是在跟自己较劲。除了生活以外他还有更高的经济上的追求，社会角色的需求，现在真正的南方的产业工人你也知道，全是年轻女孩，而且大家都不是文盲，都是初中高中的文化。大家长期地在城市生活，要扎根在城市你知道有多难？户籍制度，没有稳定的住房，我们收入跟那个根本就不成正比，年轻人要长期在城市生存的话肯定会这方面的反思，他不可能老是那样一种状态，不能说今天吃饱饭我努力明天还是这样，努力十年我还是这样。我想年轻人还是有反思的。不会说一辈子消极下去默认下去，不会的。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想提高大家的认识，大家一起来想我们的命运，将来怎么改变我们的状况。

用积极的带动半积极的，然后感染消极的

黄：这个我很想问一下，您觉得现在有些什么东西是拍给打工群体看的？或者说文化方面有什么是给他们看的？
王：有，太少。有借我们这些人发财的有，装的也有，很多。真正说想帮我们的或者说感同身受站在我们立场上做事的也有，不多，但也有。知识分子里面也有很多支持我们。反正我觉得我们歌曲，出了三张专辑，这些歌曲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黄：那你们唱的歌一般都是唱什么内容？
王：当然有很多种吧，很多种，也有那种故事啊，通过感觉啊，心声啊，包括我们的诗歌改成的。比如也有一些口号式的东西。“劳动最光荣”啊，“打工最光荣”这些口号。也唱《天下打工是一家》啊，《我们的理想终将实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

黄：但这些都很鼓舞人啊。
王：对，大家不要老从消极的地方入手，不好。大家本来就不自信，表现那么多消极的就更不自信了。这个有时候可以骗一骗大家（笑）。咱目的是让大家振奋起来啊。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黄：但是对年轻人来说还是缺乏一个引导或者说是一个途径去了解自己的。
王：这个可能是非常大的，但我不相信存在劣根性这种东西，不要老从消极的地方入手，老拍不可救药的东西，应该用积极的带动半积极的，然后感染消极的。比如说我的这个片子，很多人都在批判，跟发牢骚没有任何区别。批判是对的，但是批判之后就完了，就在那儿了，这也是个问题。还是要先做起来，创造一些可能性。

黄：所以我觉得这是您作品里很独特的一个东西，有一种很自然的温暖在里面。
王：反正我是不喜欢弄一些消极的沉重的东西来表达我们的文化。虽然不好但我还是带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吧。搞得苦大仇深的，除了博得人的同情很怜悯以外其他没有任何意义。

黄：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王：对。因为我们这个群体的情况改善不可能是靠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要靠我们自己本身来努力的，靠其他人（外界），开玩笑的，解决不了问题，文艺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文艺担负很大的责任，我们的处境是不好，我们自己也需要改变争取。

黄：但是怎么来做到这一点呢？有没有什么办法？
王：比如说我们的第二代移民没有学上，我们现在自己已经办了一所学校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了。没有人纪录我们的历史，我们现在已经办了一个打工文化博物馆了。我们博物馆的口号挺有意思：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如果没有人提供我们养老我们就自己挣钱养老，没有养老院我们就自己建养老院，没有金钱我们想办法赚钱。我们已经在做了，一直在做。从来没有停过。但是也难。我们现在也有社会企业，听过？

黄：嗯，听过，但不是很了解。
王：不是企业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就是盈利的，但盈利的钱不是归个人股东啊或是老板啊，大家都有份，解决大家问题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有五家商店，西单也有一家，都在尝试吧。

黄：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就是五家商店都？
王：我们商店都还蛮有意思的。我们的商店是义卖店，当然也叫二手店。我们现在卖的主要是服装。服装就是捐来的服装，在社区里面卖，个人啊，公司啊捐来的。卖的服装从一块到十块，基本上是这样。一条裤子六七块钱。这就节约了大家的生活成本，在我们那儿买一条裤子会节省很多钱。这些钱呢我们除了房租和人员工资外，盈余的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闲置的资源，大家的衣服特别是女孩子的隔一段时间就会淘汰，我们有二三十所高校每年给我们募捐两三次，每次都一车一车的。这些闲置的资源没有一个平台，很多人找到我们，哎呀，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太多了。贫富不平等，然后分配也不平等，就是现在可以利用这些闲置的资源可以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儿，一举好几得。而且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事，我们还有，我本人会帮大家去要工资，维权。我们也有行动。我在尝试更好的可以持续的方式，还在探索。

黄：挺难的。
王：当然没那么容易。肯定是难呀，不难的话不就早完成了？

黄：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啊？
王：没有，在我们有生之年也不见得能完成，能完成更好，完不成还有其他的人，前赴后继嘛。做个铺路石也没啥。现在说这个有点太傻了，我们也做好这个准备了。可能这个改观不大，但起码我们做的事会提供另一条路，一种可能性，其他人也会接着做。

黄：那比如说您的梦想啊或者是您觉得这条路会到什么地方？可不可以描绘？
王：共产主义。开玩笑啊。但起码就是说我们的劳动啊付出啊得到啊可以成正比。这很难啊。我们的付出劳动能得到尊重，回报很公平就可以。就让大家很有尊严地活着。大家，不是说某些人。


导演放映后和观众交流

黄骥 采访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