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弟工作室室长张献民访谈
2009-4-9 18:04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感谢
107cine 的投递
北京影弟（INDIE WORKSHOP）工作室是致力于中国民间影像发展、推广、宣传和收藏的非盈利组织，由张献民先生创办于2005 年。主要合作人有电影学者郝建、独立影像工作者刘姝，助手励信婴。自创办以来，影弟工作室与国内外多家机构合作，每年都组织独立电影的放映与讨论。同时近年来涉足中国民间影像作品在国外的放映。影弟工作室和部分独立影像作者合作制作影片，提供前后期设备支持、参与项目发展。工作室协助国内外电影节工作者及学术机构电影研究者进行选片、观摩，并洽谈。
此外，影弟工作室同时进行严肃影评小组的组建，将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传播等方式，促进自由、独立、严肃的评论风气，扩展社会公众对独立影像作品的认知。
日前，记者采访了影弟工作室室长张献民先生。
董冰峰：“影弟工作室”这个名字最初的构想？
张献民：“影弟”，是因为大家习惯把英文“independent”简化叫做“indie”（影弟），我曾经找人商量过，但最终还是自己定下来了。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要给工作室起一个固定的名字，因为我们当时只认为这是一个过渡，如果以后需要正式注册的时候，会换另一个名称。
董冰峰：影弟工作室的工作是否想对体制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张献民：体制本身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并非所有的官方都是官方，并非所有的非官方都是非官方，它们实际上有很多区别。比如一个艺术机构同时也会是一个商业机构；我有一个教师的身份，然后所在的大学是公立的；某个纪录片导演会是广告公司职员，而广告公司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所有的机构都是体制内部的。如果我们只有个人创作者，那么我们谈不上体制，但是制作出来的电影是要去电影节的，这也是一种体制。我个人还是希望大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宽容一些，仍然相信某种互助和共通是有可
能的。
董冰峰：怎么看影弟工作室的性质以及成立的动因？如何定义影弟工作室这样的一种模式？
张献民：一，它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关于电影制作上的。就是有人希望在这里找到某种制作的可能性，而我也想建立一个电影前期和后期的平台，这个平台不完全是服务性的，但是可以成为合作的基础。二，另一个是巡回放映，它立足于国内，但也不反对在国外做，它反对的是一次性行为。广义来说就是反对电影节，因为电影节是一次性行为，我想寻求这种一次性行为之外的某种可能性。第二步是完成巡回放映的收费，如果这种放映收费能够有效地完成的话，它或许会成为某种“放映联盟”的雏形。这也是目前影弟工作室活动的最主要部分，我希望先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电影发行上的努力。三，另外就是每隔两周周三的电影放映加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我们将其定义为“中年知识分子活动”，它尽量不是一个被激情所驱使的东西，而是一个电影和社会兼顾的讨论平台。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个活动我们还是做得很有规律的，大概有40 多次的。现在我最主要的合作者是郝建跟刘姝。当时我最早的合作者是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基础技术层面做的非常好，然后又有大量的器材，就是我们希望来进行一个制作上的一个合作，但事实上就是跟我们影弟的合作者，可能对器材利用的这种情况非常少。一年之后，我们想要做周三晚上影弟放映的时候，我提前大半年就跟所有人宣布，说做这样一个放映不错，我们就是一个裴多菲俱乐部，我周围的最主要的响应者是崔卫平和郝建，头几次放映是他们组织的。
董冰峰：为什么对校园放映这么重视？
张献民：校园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对外界相对有隔离感的环境。这种隔离感是相对于我们在美术馆或者酒吧的放映。它在行政手续上也有一定的便捷，即教育部门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它也有现成的观众和现成的场地。如果我们跟它有恰当的合作的话这两部分都是免费的。再有就是针对独立电影的圈子化的问题，我们想应该有外来的因素。
董冰峰：校园放映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张献民：校园放映，我的主要合作者是刘姝，我们非常注重社会层面的，也就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电影的可能性，一种是社会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尽量是敞开的，我们和作者之间是有约定的，一方面他要同意我们放，另一方面，他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他就希望永远放他的作品。所以这个关系还是很微妙的，我们跟作者之间经常要协商，平衡。然后地方院校的组织者们对节目有一定程度建议权，我们不想把他们排除出去。这些因素我们都在磨合，我倾向于每次变动的幅度在20% 以内。比如不同地方上的放映，会希望本地的作品会多放一，
这样节目每次都会有一些小的调整。
董冰峰：影弟放映与校园放映所关注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呢？
张献民：影弟放映是比较沙龙式的，沙龙式的东西就会非常的精英，它不是教育，大家是来讨论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校园放映不可避免地带有教育色彩。这不是我们的初衷，但它不可避免，也不是我们所反对的。另外这个校园放映还具有一些原始价值，比如我们在济南做影展的时候，发现整个济南之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董冰峰：影弟的实际发行在做吗？是怎么做的？
张献民：发行，有所谓第一渠道，第二渠道。第一渠道就是直接面对片商，就是国内的电影、电视发行商，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网络版权，或者是光碟版权。以收藏为特点，这一两年在国内也开始有了，国外时间更长一些。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保持接触，就直接面对那个收购者，而收购者他是个终端，就是说他买去了之后，他就放在自己那儿了，他是直接使用者。第二渠道，就是通过活动，主要是参加电影节。电影节是一个电影交流的机会，但这个交流是多重含义上的，它有美学含义上的，但是也有市场含义上的，就包括项目和完成片。
董冰峰：那到现在为止，影弟在发行做得比较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张献民：谈不上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在国内这边，我谈过两次，每次比如说从12 个到20 个电影作品开始谈，然后最后会收缩，也就是卖几个作品，最后也就是卖几个作品的版权；我们这边，国外那边就是跟发行公司谈嘛，无数次地谈，然后有时候谈项目合作，有时候谈成片。
董冰峰：是影弟代表作品去的？还是代表作者？
张献民：不一定，有时候是一起谈的。一起谈是因为这是个文化作品的市场，单独以监制或者是个人的身份去谈，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他们需要导演的意见。有签约的，也有在国际上完成销售的。
董冰峰：你刚才说的“严肃影评”？
张献民：其实“严肃影评”这一块，一直是影弟努力的工作方向。首先的出发点是想带动社会的力量，比如说每次影弟放映活动邀请的是报纸记者、杂志编辑，然后还有一些中青年的老师，在讨论和看完片之后，希望他们自动形成某种观点，来着手做评论工作。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想组织一个核心团队，来进行“严肃影评”的工作。但中间过程非常艰难，有人力资源的问题，或者也是社会条件不成熟。
董冰峰：所以每次讨论，大家的意见很可能是非常地不一样。
张献民：这是讨论的基础，经验一定要敞开。
此外，影弟工作室同时进行严肃影评小组的组建，将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传播等方式，促进自由、独立、严肃的评论风气，扩展社会公众对独立影像作品的认知。
日前，记者采访了影弟工作室室长张献民先生。
董冰峰：“影弟工作室”这个名字最初的构想？
张献民：“影弟”，是因为大家习惯把英文“independent”简化叫做“indie”（影弟），我曾经找人商量过，但最终还是自己定下来了。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要给工作室起一个固定的名字，因为我们当时只认为这是一个过渡，如果以后需要正式注册的时候，会换另一个名称。
董冰峰：影弟工作室的工作是否想对体制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张献民：体制本身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并非所有的官方都是官方，并非所有的非官方都是非官方，它们实际上有很多区别。比如一个艺术机构同时也会是一个商业机构；我有一个教师的身份，然后所在的大学是公立的；某个纪录片导演会是广告公司职员，而广告公司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所有的机构都是体制内部的。如果我们只有个人创作者，那么我们谈不上体制，但是制作出来的电影是要去电影节的，这也是一种体制。我个人还是希望大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宽容一些，仍然相信某种互助和共通是有可
能的。
董冰峰：怎么看影弟工作室的性质以及成立的动因？如何定义影弟工作室这样的一种模式？
张献民：一，它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关于电影制作上的。就是有人希望在这里找到某种制作的可能性，而我也想建立一个电影前期和后期的平台，这个平台不完全是服务性的，但是可以成为合作的基础。二，另一个是巡回放映，它立足于国内，但也不反对在国外做，它反对的是一次性行为。广义来说就是反对电影节，因为电影节是一次性行为，我想寻求这种一次性行为之外的某种可能性。第二步是完成巡回放映的收费，如果这种放映收费能够有效地完成的话，它或许会成为某种“放映联盟”的雏形。这也是目前影弟工作室活动的最主要部分，我希望先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电影发行上的努力。三，另外就是每隔两周周三的电影放映加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我们将其定义为“中年知识分子活动”，它尽量不是一个被激情所驱使的东西，而是一个电影和社会兼顾的讨论平台。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这个活动我们还是做得很有规律的，大概有40 多次的。现在我最主要的合作者是郝建跟刘姝。当时我最早的合作者是一个朋友，他在一个基础技术层面做的非常好，然后又有大量的器材，就是我们希望来进行一个制作上的一个合作，但事实上就是跟我们影弟的合作者，可能对器材利用的这种情况非常少。一年之后，我们想要做周三晚上影弟放映的时候，我提前大半年就跟所有人宣布，说做这样一个放映不错，我们就是一个裴多菲俱乐部，我周围的最主要的响应者是崔卫平和郝建，头几次放映是他们组织的。
董冰峰：为什么对校园放映这么重视？
张献民：校园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对外界相对有隔离感的环境。这种隔离感是相对于我们在美术馆或者酒吧的放映。它在行政手续上也有一定的便捷，即教育部门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它也有现成的观众和现成的场地。如果我们跟它有恰当的合作的话这两部分都是免费的。再有就是针对独立电影的圈子化的问题，我们想应该有外来的因素。
董冰峰：校园放映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张献民：校园放映，我的主要合作者是刘姝，我们非常注重社会层面的，也就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电影的可能性，一种是社会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尽量是敞开的，我们和作者之间是有约定的，一方面他要同意我们放，另一方面，他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他就希望永远放他的作品。所以这个关系还是很微妙的，我们跟作者之间经常要协商，平衡。然后地方院校的组织者们对节目有一定程度建议权，我们不想把他们排除出去。这些因素我们都在磨合，我倾向于每次变动的幅度在20% 以内。比如不同地方上的放映，会希望本地的作品会多放一，
这样节目每次都会有一些小的调整。
董冰峰：影弟放映与校园放映所关注的问题有什么不同呢？
张献民：影弟放映是比较沙龙式的，沙龙式的东西就会非常的精英，它不是教育，大家是来讨论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校园放映不可避免地带有教育色彩。这不是我们的初衷，但它不可避免，也不是我们所反对的。另外这个校园放映还具有一些原始价值，比如我们在济南做影展的时候，发现整个济南之前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董冰峰：影弟的实际发行在做吗？是怎么做的？
张献民：发行，有所谓第一渠道，第二渠道。第一渠道就是直接面对片商，就是国内的电影、电视发行商，还有一些小规模的网络版权，或者是光碟版权。以收藏为特点，这一两年在国内也开始有了，国外时间更长一些。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保持接触，就直接面对那个收购者，而收购者他是个终端，就是说他买去了之后，他就放在自己那儿了，他是直接使用者。第二渠道，就是通过活动，主要是参加电影节。电影节是一个电影交流的机会，但这个交流是多重含义上的，它有美学含义上的，但是也有市场含义上的，就包括项目和完成片。
董冰峰：那到现在为止，影弟在发行做得比较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张献民：谈不上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在国内这边，我谈过两次，每次比如说从12 个到20 个电影作品开始谈，然后最后会收缩，也就是卖几个作品，最后也就是卖几个作品的版权；我们这边，国外那边就是跟发行公司谈嘛，无数次地谈，然后有时候谈项目合作，有时候谈成片。
董冰峰：是影弟代表作品去的？还是代表作者？
张献民：不一定，有时候是一起谈的。一起谈是因为这是个文化作品的市场，单独以监制或者是个人的身份去谈，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他们需要导演的意见。有签约的，也有在国际上完成销售的。
董冰峰：你刚才说的“严肃影评”？
张献民：其实“严肃影评”这一块，一直是影弟努力的工作方向。首先的出发点是想带动社会的力量，比如说每次影弟放映活动邀请的是报纸记者、杂志编辑，然后还有一些中青年的老师，在讨论和看完片之后，希望他们自动形成某种观点，来着手做评论工作。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想组织一个核心团队，来进行“严肃影评”的工作。但中间过程非常艰难，有人力资源的问题，或者也是社会条件不成熟。
董冰峰：所以每次讨论，大家的意见很可能是非常地不一样。
张献民：这是讨论的基础，经验一定要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