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地工作站负责人吴文光访谈
2009-4-9 18:00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感谢
107cine 的投递
草场地工作站是由北京风雷视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吴文光影像工作室及生活舞蹈工作室共同创办，2005年4 月初投入使用。风雷视听文化传播公司几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支持吴文光影像工作室的影像作品和生活舞蹈工作室舞蹈作品的创作，以及相关艺术的推广。2004 年7 月开始计划草场地工作站的创建，整体空间及建筑为艾未未先生设计。经过8 个多月的方案企划以及施工建设，2005 年4 月初基本完工，投入使用。
草场地工作站是一个以表演和影像艺术为基础的当代艺术空间，一个致力于为更多热爱表演与影像艺术的人提供学习、实践和交流的场地，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非盈利的艺术空间。工作站里有排练场、讲座、讨论等活动场地、以及影像、声音、书籍、画册等多种媒体的资料档案馆，内容包括国外与国内的当代舞蹈、戏剧、纪录片、实验电影、录像艺术等各种影像和书籍画册资料，有兴趣于此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观看、阅读。
同时工作站也会不断举办各种交流的工作坊和讲座，来自国内国外的表演与影像的艺术家将会来此和有兴趣者进行交流。
工作站分为：
1、表演空间 2、影像空间 3、资料档案馆 4、生活舞蹈工作室 5、《现场》编辑部
日前，记者采访了草场地工作站负责人吴文光。
左靖：开始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空间？那几年大家都在做艺术空间，是05 年吧？
吴文光：对，05 年。当时最早的想法是要有自己的工作室。事实上，草场地是一个工作室的方式。个人的工作室跟自己做作品有关系，是一个工作状态。现在草场地工作站是有点把工作室打开的样子，除了自己的作品创作之外，也有交流和展示，内容有纪录片和剧场。
左靖：我觉得草场地的方式很特别，是不是可以叫做一种开放的工作室方式？
吴文光：对。像天津美院、中国美院、中央美院，还有北大的学生，他们要我去那儿上课，或者是讲座，我都说到这儿（草场地）来。还有包括像耶鲁大学的那些访问学生，我总说来这边，他们也乐意。一些新作品的放映和讨论，甚至刚刚完成的片子，一般就安排在5 月和10 月的两个活动里边做。新到什么程度呢？新到它在放的头一天才刚刚完成剪辑。我们有一些支持做纪录片的年轻人的计划，比如纪录片工作坊，在这里完成片子的后期和剪辑。从一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开放的工作室的方式。像我们这个影像档案库，收藏一些国外或国内的纪录片，都是作者送来这里的。我们把它们都分门别类做好目录，放着DVD 机，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随便看。一些研究中国纪录片的人，写论文也好，或者是研究也好，他们就会过来看片子。像北师大的那个博士生叫樊启鹏，他是前年毕业的，毕业前的头半年时间里，他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陆续过来这看片，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左靖：这种对一些研究者的开放，需要申请吗？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条件呢？
吴文光：如果是工作坊的话，我们会要求提出申请。去年10 月份有一个瑞士的导演叫皮特· 林奇，他来做工作坊。在之前有荷兰的弗兰克· 谢费尔。弗兰克是我在电影节做评委时认识的，他很愿意来。荷兰大使馆出他的相关费用，我们这边也有点交流基金，可以做他片子的翻译。瑞士电影中心想把瑞士的纪录片或者相关的电影介绍过来。有五个导演写了来中国的申请，由我们来选，最后选的是皮特。
左靖：哦，是你们这边选？
吴文光：对。他们先在瑞士的报纸、网站公开征集愿意到中国做纪录片工作坊的纪录片作者，完了把所有的材料包括作品都寄过来，然后我们这边再选。5天的工作坊做下来，皮特很满意。他的工作坊有12 人参与，都带着他们自己一个小时左右的初剪版本，先放映，然后皮特主持讨论。
左靖：他怎么跟中国的纪录片作者交流？效果怎样？
吴文光：现场效果非常好。他非常吃惊中国纪录片的那种勇敢，那种个人性。他非常推崇，就是纪录片不要沦为电视台产品或者宣传工具。在他的片子里面，可以看出他个人意志非常强。在国外，有相应的文化政策和传统来支持纪录片作者，但中国没有。他对中国的政治一无所知，可能就是像我们去老挝、柬埔寨……除了10 个纪录片作者，大概还有将近两倍的人在他的工作坊，把那个小厅里面挤得满满的。
左靖：我的理解是，你们很多项目都是在做的过程中慢慢有的，资源开始朝草场地这边汇聚，比如像工作坊。开始了之后，是不是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个国外的纪录片作者来做工作坊呢？
吴文光：像第一年瑞士的皮特工作坊做完以后，瑞士电影中心就觉得很成功。皮特把他的反馈、意见和报告写成文章，登在瑞士的报纸上和网站上。瑞士电影中心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所以马上就在11 月就定了下一个活动，并且定了三年的计划。从2008 年算起到2010 年。
左靖：你们有没有计划安排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到国外去做类似的活动呢？
吴文光：这个我没有想过。国外的那些机构大概会有电影节或是相关的活动，让我们推荐片子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专题，这个我会做。对外的活动我只是顺风顺水地在做，我不会主动去说，我要安排中国的导演去那儿。
左靖：能谈一下村民影像计划吗？最初欧盟是什么角色？
吴文光：当时欧盟的这个叫做村民自治培训项目，找我说要做一个关于他们项目的纪录片。后来谈着谈着，我就把它谈成一个有村民和青年导演参与的，还有图片这样的一个放大的计划。但是预算一点都不会超过，而且纪录片同时在拍，他们听了很高兴。5 月前就开始谈，到5 月份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看得见的计划。7 月份开始做计划书、申请，然后新闻稿，落实细节，定日程。大概是在8 月，就开始通过媒体把消息发出去。11 月初，这些作者才全部过来，开始培训，然后包括青年导演。之后他们去拍，12 月初再回来，然后完成了村民的片子，包括青年导演的片子也完成了，这就是那个计划。
左靖：你觉得第一批完成的10 部短片中有没有特别突出的？
吴文光：没有。我只是对所有的人说，如果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再把计划进一步做下去。但是进一步的计划跟欧盟那个项目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10个村民都说想继续再拍，我通过邮件跟他们联系。最后有4 个人完成了8 部片子。毛然这边对这个计划一直在支持，一些大学也有收藏，从今年开始，我们会有一种叫做创作补助金的方式，每人每年四千块钱。
左靖：村民影像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 部长片出来了，你觉得这些人的工作方式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吴文光：最大的影响就是颠覆性的，崩溃式的，就是汶川大地震，一笔勾销。对我自己拍纪录片的方式，包括题材，完全是摧毁式的打击。纪录片本身是靠使用别人的过程吃饭的东西，这个行当应该面临摧毁式的打击了。对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说，是一个涅槃的问题。
左靖：金融危机对你们有影响吗？ 798 有很多画廊倒闭了。至少从短期来看，对当代艺术的打击非常大。
吴文光：毫无影响。在国外，这是一个文化政策。像今年国外舞蹈节和艺术节生活舞蹈的演出，比去年多出一倍来。
左靖：这就是真正的非盈利空间跟其他的带有商业色彩的空间最大的区别。
吴文光：国外的非盈利空间属于文化政策保护下的东西，但是它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会员制啊，还有演出或者是看片子还要再交钱，它也不是免费的。
左靖：这边放片子要不要付作者放映费？
吴文光：200 块，我们叫“尊重费”。有些作者当场就就退回来，说要捐助，胡新宇几次放映作品都把钱退回来。
左靖：这个问题我感到特别困惑。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很大，影响到我们整个展览，展览要花十几万，光展映部分就近十万，其中有一部份是放映费，如果包括补贴是一个人是1000 多元。
吴文光：我们这边做作品交流和展示，不是做婚礼的那种感觉，没有排场和装饰，一切都考虑实效。独立影像或剧场作者基本上都是以个人的方式在做，自然发生的交流也应该是考虑真正实际有用才对。如果“当代艺术”这个词意味着挑战、创新、前卫、实验的话，那么独立纪录片，就完全属于这一类。而且它的实践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比所有当代艺术都还尽善尽美。它没有周围的这一些困扰和诱惑，也没有太多攀比的东西。它不是没有，只是没有给它条件。好了，没有条件，你这个人苦出身，那你就在这条路上死奔吧！你奔不下去了，中途
就刹车，完全可以。
左靖：草场地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是一直按照你的意愿在做吗？
吴文光：是啊，我从来不会使用坚持这个词，这个词从来不会在我的字典里面出现。就是顺水、顺风地自然做下去。因为你没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一定要怎么样，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
左靖：别的地方有草场地的这种工作方式吗？
吴文光：草场地有一句自己的话，“百分之百的生活，百分之零的艺术。”创作、工作、展示、交流、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还有大食堂的味道……没有那种振臂一呼、抛头露脸的东西。这就是草场地工作站，独一无二。
草场地工作站是一个以表演和影像艺术为基础的当代艺术空间，一个致力于为更多热爱表演与影像艺术的人提供学习、实践和交流的场地，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非盈利的艺术空间。工作站里有排练场、讲座、讨论等活动场地、以及影像、声音、书籍、画册等多种媒体的资料档案馆，内容包括国外与国内的当代舞蹈、戏剧、纪录片、实验电影、录像艺术等各种影像和书籍画册资料，有兴趣于此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观看、阅读。
同时工作站也会不断举办各种交流的工作坊和讲座，来自国内国外的表演与影像的艺术家将会来此和有兴趣者进行交流。
工作站分为：
1、表演空间 2、影像空间 3、资料档案馆 4、生活舞蹈工作室 5、《现场》编辑部
日前，记者采访了草场地工作站负责人吴文光。
左靖：开始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空间？那几年大家都在做艺术空间，是05 年吧？
吴文光：对，05 年。当时最早的想法是要有自己的工作室。事实上，草场地是一个工作室的方式。个人的工作室跟自己做作品有关系，是一个工作状态。现在草场地工作站是有点把工作室打开的样子，除了自己的作品创作之外，也有交流和展示，内容有纪录片和剧场。
左靖：我觉得草场地的方式很特别，是不是可以叫做一种开放的工作室方式？
吴文光：对。像天津美院、中国美院、中央美院，还有北大的学生，他们要我去那儿上课，或者是讲座，我都说到这儿（草场地）来。还有包括像耶鲁大学的那些访问学生，我总说来这边，他们也乐意。一些新作品的放映和讨论，甚至刚刚完成的片子，一般就安排在5 月和10 月的两个活动里边做。新到什么程度呢？新到它在放的头一天才刚刚完成剪辑。我们有一些支持做纪录片的年轻人的计划，比如纪录片工作坊，在这里完成片子的后期和剪辑。从一开始，这里就是一个开放的工作室的方式。像我们这个影像档案库，收藏一些国外或国内的纪录片，都是作者送来这里的。我们把它们都分门别类做好目录，放着DVD 机，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随便看。一些研究中国纪录片的人，写论文也好，或者是研究也好，他们就会过来看片子。像北师大的那个博士生叫樊启鹏，他是前年毕业的，毕业前的头半年时间里，他前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陆续过来这看片，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左靖：这种对一些研究者的开放，需要申请吗？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条件呢？
吴文光：如果是工作坊的话，我们会要求提出申请。去年10 月份有一个瑞士的导演叫皮特· 林奇，他来做工作坊。在之前有荷兰的弗兰克· 谢费尔。弗兰克是我在电影节做评委时认识的，他很愿意来。荷兰大使馆出他的相关费用，我们这边也有点交流基金，可以做他片子的翻译。瑞士电影中心想把瑞士的纪录片或者相关的电影介绍过来。有五个导演写了来中国的申请，由我们来选，最后选的是皮特。
左靖：哦，是你们这边选？
吴文光：对。他们先在瑞士的报纸、网站公开征集愿意到中国做纪录片工作坊的纪录片作者，完了把所有的材料包括作品都寄过来，然后我们这边再选。5天的工作坊做下来，皮特很满意。他的工作坊有12 人参与，都带着他们自己一个小时左右的初剪版本，先放映，然后皮特主持讨论。
左靖：他怎么跟中国的纪录片作者交流？效果怎样？
吴文光：现场效果非常好。他非常吃惊中国纪录片的那种勇敢，那种个人性。他非常推崇，就是纪录片不要沦为电视台产品或者宣传工具。在他的片子里面，可以看出他个人意志非常强。在国外，有相应的文化政策和传统来支持纪录片作者，但中国没有。他对中国的政治一无所知，可能就是像我们去老挝、柬埔寨……除了10 个纪录片作者，大概还有将近两倍的人在他的工作坊，把那个小厅里面挤得满满的。
左靖：我的理解是，你们很多项目都是在做的过程中慢慢有的，资源开始朝草场地这边汇聚，比如像工作坊。开始了之后，是不是每年都会有一到两个国外的纪录片作者来做工作坊呢？
吴文光：像第一年瑞士的皮特工作坊做完以后，瑞士电影中心就觉得很成功。皮特把他的反馈、意见和报告写成文章，登在瑞士的报纸上和网站上。瑞士电影中心觉得这个工作是很有成效的，所以马上就在11 月就定了下一个活动，并且定了三年的计划。从2008 年算起到2010 年。
左靖：你们有没有计划安排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到国外去做类似的活动呢？
吴文光：这个我没有想过。国外的那些机构大概会有电影节或是相关的活动，让我们推荐片子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专题，这个我会做。对外的活动我只是顺风顺水地在做，我不会主动去说，我要安排中国的导演去那儿。
左靖：能谈一下村民影像计划吗？最初欧盟是什么角色？
吴文光：当时欧盟的这个叫做村民自治培训项目，找我说要做一个关于他们项目的纪录片。后来谈着谈着，我就把它谈成一个有村民和青年导演参与的，还有图片这样的一个放大的计划。但是预算一点都不会超过，而且纪录片同时在拍，他们听了很高兴。5 月前就开始谈，到5 月份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看得见的计划。7 月份开始做计划书、申请，然后新闻稿，落实细节，定日程。大概是在8 月，就开始通过媒体把消息发出去。11 月初，这些作者才全部过来，开始培训，然后包括青年导演。之后他们去拍，12 月初再回来，然后完成了村民的片子，包括青年导演的片子也完成了，这就是那个计划。
左靖：你觉得第一批完成的10 部短片中有没有特别突出的？
吴文光：没有。我只是对所有的人说，如果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再把计划进一步做下去。但是进一步的计划跟欧盟那个项目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10个村民都说想继续再拍，我通过邮件跟他们联系。最后有4 个人完成了8 部片子。毛然这边对这个计划一直在支持，一些大学也有收藏，从今年开始，我们会有一种叫做创作补助金的方式，每人每年四千块钱。
左靖：村民影像到现在为止已经有8 部长片出来了，你觉得这些人的工作方式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吴文光：最大的影响就是颠覆性的，崩溃式的，就是汶川大地震，一笔勾销。对我自己拍纪录片的方式，包括题材，完全是摧毁式的打击。纪录片本身是靠使用别人的过程吃饭的东西，这个行当应该面临摧毁式的打击了。对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说，是一个涅槃的问题。
左靖：金融危机对你们有影响吗？ 798 有很多画廊倒闭了。至少从短期来看，对当代艺术的打击非常大。
吴文光：毫无影响。在国外，这是一个文化政策。像今年国外舞蹈节和艺术节生活舞蹈的演出，比去年多出一倍来。
左靖：这就是真正的非盈利空间跟其他的带有商业色彩的空间最大的区别。
吴文光：国外的非盈利空间属于文化政策保护下的东西，但是它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会员制啊，还有演出或者是看片子还要再交钱，它也不是免费的。
左靖：这边放片子要不要付作者放映费？
吴文光：200 块，我们叫“尊重费”。有些作者当场就就退回来，说要捐助，胡新宇几次放映作品都把钱退回来。
左靖：这个问题我感到特别困惑。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很大，影响到我们整个展览，展览要花十几万，光展映部分就近十万，其中有一部份是放映费，如果包括补贴是一个人是1000 多元。
吴文光：我们这边做作品交流和展示，不是做婚礼的那种感觉，没有排场和装饰，一切都考虑实效。独立影像或剧场作者基本上都是以个人的方式在做，自然发生的交流也应该是考虑真正实际有用才对。如果“当代艺术”这个词意味着挑战、创新、前卫、实验的话，那么独立纪录片，就完全属于这一类。而且它的实践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比所有当代艺术都还尽善尽美。它没有周围的这一些困扰和诱惑，也没有太多攀比的东西。它不是没有，只是没有给它条件。好了，没有条件，你这个人苦出身，那你就在这条路上死奔吧！你奔不下去了，中途
就刹车，完全可以。
左靖：草场地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是一直按照你的意愿在做吗？
吴文光：是啊，我从来不会使用坚持这个词，这个词从来不会在我的字典里面出现。就是顺水、顺风地自然做下去。因为你没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一定要怎么样，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
左靖：别的地方有草场地的这种工作方式吗？
吴文光：草场地有一句自己的话，“百分之百的生活，百分之零的艺术。”创作、工作、展示、交流、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还有大食堂的味道……没有那种振臂一呼、抛头露脸的东西。这就是草场地工作站，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