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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策展人曹恺访谈

2009-4-8 16:06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   感谢 107cine 的投递
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创立于2003 年,是南京南视觉美术馆常设文化项目之一,作为一个跨年度的非盈利性民间独立影像活动,一直关注中国独立影像的发展进程,致力于独立影像的收集、展示、整理、研究,以促进独立影像工作者、观众及相关研究机构彼此间的交流和互动。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由国内不同高校影像学术研究群体和工作室策划、筹备、组织,依托高等艺术院校为发展基地,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身结构,自2007 年始,由展览模式进入电影节模式,选片方式也由推选制转变为海选制,并确立了“自由精神、开放性、新样态、前瞻性”四个维度的评选标准,以期用更开放、更严谨的姿态呈现中国独立影像的多元现实。现在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包括剧情片竞赛单元、纪录片展映单元、其他特设竞赛与展映单元,放映影片涵盖剧情、纪录、实验等不同片种。除影片放映活动外,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还设有各种相关主题论坛与学术讲座。

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策展人曹恺。

戴章伦:“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 )一直以来都是靠民间的资本在独立运作,它的这种模式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曹恺:它的单一的资金来源在世界电影节中都是少有的,一般的电影节要不是政府支持的项目,要不是基金会支持的项目,或者是多渠道资金来源的项目,很少像南京独立影像年度展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曾经尝试寻找多渠道的资金来源,也得到过官方电视台的支持,也得到过其他民营电影发行公司的支持,虽然这部分的钱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和机构都是有可能来支持中国民间独立电影。但是CIFF 更像是一个展会期的临时机构,而
不是一个长年运作的机构,实际上它每年的运作期集中起来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很难有专人来做资金运行这方面的工作。其次,南京的地域性也使得影展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虽然南京文化底蕴深厚,但是与国际的接轨还是存在某种断裂,使它和外界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减少,不太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戴章伦:CIFF 一直都以南京为根据地,将来它是否可能会“漂移”呢?
曹恺:我不排除这种可能,虽然CIFF 的中文名是“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但是我们还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电影节。如果按照独立电影节模式来操作的话就要有一个地域标记,比如“戛纳”也好,“首尔”也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必须有“南京”作为一个地域定语。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叫“南京独立电影展”,主要是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要按照电影节的模式来办,当时只是想在全国征集本年度最优秀作品做一个展映,这是第一届的时候我跟葛亚平、张亚璇商量出来的一个模式,后来我们就沿用下来。后来也不止一次提出这个名字是否需要改变,但内部意见不统一,就维持了现在的名称。

戴章伦:您在《拼凑的力量》一文中曾经提到中国独立电影的合法性问题,其实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也存在这种合法性问题,您怎么看这种合法性呢?
曹恺: 你所提到的当代艺术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双轨制,一方面它有以来自文联美协体系的全国美展,为它的最高展会的官方模式;同时也有以独立策展人、独立机构为主导的双/ 三年展的模式。然而近年来,这种双/ 三年展模式也逐渐被官
方接纳,主要是被地方政府接纳。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纵向接纳的,而是以一种横向的曲线形式来与官方达成某种合作关系。比如说上海双年展,包括今年的南京三年展等。从独立电影的角度来看,任务远比当代艺术更艰巨,但是可以借鉴这种横向的曲线模式,虽然从纵向的角度看没有直接得到广播电影电视管理机构的认可,但并不排除它以后可以和一些地方机构、地方政府进行一些有成效的合作。

戴章伦:CIFF 与国内其他的独立电影展的不同之处在哪呢?
曹恺:首先是它的综合性,CIFF 更接近于电影节的操作样式,它是以故事片的评选为主体,它的主要奖项都在剧情片竞赛单元。但同时它也没有放弃对纪录片的关注,在中国独立电影系统里,纪录片一直是最强的力量。同时CIFF 非常关注实验电影的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实验影像语言传统的国度,发展实验电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总是靠中国特有的国情和现实来在国际上引起关注。我们也要有精良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对其进行诠释,更好地来表达中国无法替代的内容。CIFF 是稍微有些贪大求全的,在短短5 天的活动里有放映(包括每场放映后的导演交流活动),又有论坛,去年又制作了每天一期的场刊——这种模式比较接近电影节的模式。

戴章伦:CIFF 是怎么选片的?它的标准是什么?
曹恺:国内每年出现的从制作到内容上都非常精良的影片其实不是非常多,我们组委会选择评委,然后评委来挑选影片,但是最后评委评出来的获奖影片,基本上和我们组委会私下估测的差不多。这不是说大家审美趣味一致,而是可供选择的优秀影片太少了。我只能说每年肯定会有一些优秀影片涌现,但是它的整个层面还不厚实。这样的话,每个年度的奖项花落谁家,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悬念。

戴章伦:那么评委又是如何组成的?
曹恺:张献民做过很多国际影展的评委,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是参照了国际的惯例。5 个评委,当中从性别来说,一定要有一位女性,不能全是男性;也不可能是5 个导演,这5 个人的知识背景是不一样的。譬如必须要有一个演员,第四届我们请的王宏伟,第五届请的田原和李康生(他也代表更广泛的“华语电影”的概念),我们也强调每个评委的多重身份,比如田原,她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同时又是一个作家,同时她又代表80 后的一个知识结构。除了电影圈之外,我们还会拓展到知识分子层面,我们也会邀请批评家、作家或诗人。比如去年我们邀请了朱其、郝建。我们特别注重评委知识结构的多重性,以及在思想和精神上的独立性。

戴章伦:5 年来,CIFF 最大收获是什么?
曹恺: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影像方面的启蒙运动。每年都觉得好像是从零开始,在做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可以继续做下去,当时我们的海报上是没有“第几届”的,而只是年度展。真正决定做下去,是从第三届开始,做到现在我们发现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雏形——以后别人谈到21 世纪初中国独立电影活动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还有一个CIFF 的存在。如果说积累的话,可能是正在积累一段历史。即便是一个十年的历史,但放到百年之后仍然是很小的章节,而独立电影只能算这个时代的一个非主流文化支流,但是现在人们往往低估了它未来的价值。我们现在在做的,只能算是对中国独立电影做阶段性的整理和备档的工作。

戴章伦:未来CIFF 有什么新的努力方向?
曹恺:CIFF 的生存权要大于发展权,没有生存就谈不上发展。到了这届我们还是在为它的生存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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