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瑾首次讲述《一只花奶牛》的创作
2009-3-8 17:33 来源:电影札记 感谢
107cine 的投递
据悉，杨瑾导演的首部长片将于近期由贝森文化和栗宪庭电影基金联合发行DVD，日前，杨瑾接受了电影札记的采访。
朱：杨瑾，你好，当时你怎么想到要拍《一只花奶牛 》这部影片呢？
杨：在学校上学时，有个悲剧训练，要求把所有的悲剧元素都加到一个人身上，当时也正好也看了一个小说，是西北一个作家王新军写的《一头花奶牛》，里面有个孩子他命运挺惨的。
朱：这部电影也可以说是一部悲剧片？
杨：对。
朱：是哪一年做的呢？
杨：2004年夏天拍的，年底完成的。
朱：当时还在上学？
杨：对。
朱：在什么地方拍摄的呢？
杨：整个片子都是在我的老家山西平陆县曹川镇这个镇子拍摄的，只有个别景物是在平陆县城拍的。
朱：为什么把拍摄点放在那里？
杨：当时没有多少资金，在自己老家拍摄，用的人啊，住的地方啊，都可以不用花钱。
也很熟悉那地方，它是我奶奶的老家，小时候就去过，我记得那有个小学，不过拍的时候，学校已经没有了，只有一户人家住在里面，我们就在那拍的。
朱：那里跟你小时候的印象一样吗？还是有了很大变化？
杨：对一个地方的印象主要靠景物和人物。
那里的一些建筑换了，换成了砖瓦房了，原来都是土坯房，其他方面倒没有什么变化。
年轻的一批人都离开了那，去城里打工了，老人，妇女留了下来，跟原来感觉差不多。
朱：你的摄制组有什么组成？
杨：工作人员一共是三个，本来是四个的：我、我女朋友，我师兄武刚，他在北京电影院学摄影，我请他来做摄影师，以及我一个高中同学，他是山西师大历史系的，我请他来录音，但找的那个主演他演了两三天就不演了，我就让帮我录音的高中同学来当主演，我那个师兄来当录音师。另外帮我开车的是我叔叔。
朱：演员分别都是什么样的人？
杨：演员本来是山西农大那个，后来他不演了，就换成了山西师大的那个同学当男主角，其他的都是亲戚，比如：我婶婶，老村长是我婶婶的父亲，他原来当过村长，可以说，演员都是一些亲戚朋友。
朱：除了你那个同学外，其他人都是那个村子里的？
杨：他们都是那个村子的，除了我的高中同学。和高中同学徐飞飞这个角色，她是我妈妈单位里的，我让我妈妈在她单位找个最漂亮的女孩来，就找来了她，她也是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在我妈妈的单位里。
朱：拍了多久？
杨：总共拍了十八天，中间还休息了一两天，拍得特别快。
朱：你觉得，拍得顺利吗？
杨：拍得特别顺利。
朱：演员方面有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杨：没有，所有的演员都来得特别早，尤其是那些孩子，说哪一天来演，比如定的是下午一点，十二点吃饭，他们都不回去吃饭，他们自己带的干粮，我本来是管他们饭，做了很多的饭，他们也不吃，都特别积极。
朱：有没有给他们报酬？
杨：没有。
朱：在拍摄过程中，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基本上是按照你计划来完成的吗？
杨：大部分都是按照计划来的，拍的特别快，最难的是那个牛，整个镇子的人都不喝牛奶，所以就没有奶牛，只有一个养牛场，养的是肉牛。我们是到县城一个奶牛场去找的那个奶牛，它的花色是最好的一个，我们把它运回去时，它在车上跌倒了一下，当时它还怀孕着呢。下了车，我们赶紧到兽医站买了牛的那种保胎药，就是这头牛比较费劲。整个拍摄比如一万块钱，给了这头牛就两千多。
朱：你们是买下了这头牛？
杨：没有，那头牛两三万呢，我们给的是它的租金。
朱：是从县城租来的？
杨：对，拍完又送回县城去。
朱：最终影片完成是在哪一年？
杨：最终完成是在2005年1月多。
朱：是作为作业交给学校的？
杨：对。
朱：学校对你这个作业怎么评价？
杨：当时学校的看法是它太长了，要求的是大家做短片，把故事讲得精练一点，不要洋洋洒洒地去讲一个故事，学校觉得我们不太适合做长片。但是崔老师他还是比较鼓励的，他觉得学生们愿意拍什么就拍什么，只要是真心去讲一个东西就行，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还是记录的，他提倡的是多样一点，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来做。
朱：你之前拍过短片吗？
杨：之前拍过很多短片，大多数是学生作业，但是我做作业跟别的同学不一样，不是老师布置下什么就做什么，老师布置下一个，我就随便去拍一个，把机器一架拍一个或半个小时，然后就交了作业了，但我自己会拍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朱：《一只花奶牛》这部影片对你以后的创作有什么作用呢？
杨：作用是积累了一点经验，在拍摄过程中，处理剧组的问题，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制片人，我们自己做制片，所以这个方面是需要做更多工作的方面，而不是导演这个片子，我把剧本给了他们，他们看了看，自己都会表演，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指导，主要是处理剧组今天几点几点，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怎么和他搞好关系，这个处理方面比较多一点。
朱：这方面也包括你跟摄制组方面的合作？
杨：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摄制组，包括我参加的摄制组，都是亲戚朋友，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和演员得处理好关系。
朱：你怎么处理好演员的关系呢？
杨：还是要和他们交朋友，交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朱：有没有演员在你拍摄过程中退出了或是不高兴不演了？
杨：就是《一只花奶牛》，他拍了两三天，要回去考研，考研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就同意他走了。第二部时，男主角他就是性格比较顽劣一点，我们得经常劝他，做他工作，每拍两三天就要做工作，这个比讲戏花的时间还要长，总是跟他说：拍吧，挺好玩的。就这个花的时间比较长，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朱：你是在拍之前剧本就写得很详细，还是边拍边有不一样的修改？
杨：我第一部片子《一只花奶牛》是写得特别详细，就是按照剧本拍，没有多拍一个空镜头，拍摄中技术的原因会拍一些空镜头的，我那个基本上没有拍一个空镜头，拍的所有镜头都用上了。比如：夏天到秋天的那场戏基本上没有转场，所以就加了一些字幕，类似于主人公他自己日记中那种内心想说的话，整部电影好像他的日记那样，就这样来处理转场。
在第二部影片《二冬》的拍摄当中，我就拍了很多主角的采访，我想把它用在电影中。一些是主角的梦，或者说是我自己替主人公做的一些梦，拍了很多这方面，看哪里接不上了或者转场转不了，就把它用上去，第二部放得比较开，第一部全部按照剧本来拍摄的。
朱：《一只花奶牛》里面那些演员，他们觉得是在演别人的生活还是在演自己的生活呢？
杨：演自己，比如：村长啊，村子里几个孩子的父母啊，我就让他们说一说自己的近况，比如说修学校，大家都说没有钱，出力都可以，但是就是没有钱，这是一种现状，他们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朱：《一只花奶牛》里面，你觉得，最本色的是谁？
杨：就是老村长吧。那个学校有好多事情，村子里也有好多事情，比如我父亲，当时他在县城工作，为了修路，修电，修水，那些村长就要到经常去县城里面找各种关系，要求给村子里修个电，找那些在外面的人，让他们给村子捐一点钱，然后再找政府要一点钱，去修这些东西，这些事情他自己都经历过，所以比较本色。
朱：这部影片，村子里有人看过吗？
杨：村子里的人都看过，做完以后刻了几个DVD盘回去，当时村子里没有DVD，他们又到那种婚庆公司，把它转成VCD，然后大家在一块看了看。他们看时我不在，回去后他们跟我说还挺有意思的，他们主要是看着好笑，不是以看故事为主，主要是看这个人在上面演了一下，挺好笑的。
朱：里面有没有演员再参加《二冬》里面的演出？
杨：有，我婶婶，在《一只花奶牛》里演了一个孩子的母亲，在《二冬》里面又演了二冬的母亲。
电影札记 采访
朱：杨瑾，你好，当时你怎么想到要拍《
杨：在学校上学时，有个悲剧训练，要求把所有的悲剧元素都加到一个人身上，当时也正好也看了一个小说，是西北一个作家王新军写的《一头花奶牛》，里面有个孩子他命运挺惨的。
朱：这部电影也可以说是一部悲剧片？
杨：对。
朱：是哪一年做的呢？
杨：2004年夏天拍的，年底完成的。
朱：当时还在上学？
杨：对。
朱：在什么地方拍摄的呢？
杨：整个片子都是在我的老家山西平陆县曹川镇这个镇子拍摄的，只有个别景物是在平陆县城拍的。
朱：为什么把拍摄点放在那里？
杨：当时没有多少资金，在自己老家拍摄，用的人啊，住的地方啊，都可以不用花钱。
也很熟悉那地方，它是我奶奶的老家，小时候就去过，我记得那有个小学，不过拍的时候，学校已经没有了，只有一户人家住在里面，我们就在那拍的。
朱：那里跟你小时候的印象一样吗？还是有了很大变化？
杨：对一个地方的印象主要靠景物和人物。
那里的一些建筑换了，换成了砖瓦房了，原来都是土坯房，其他方面倒没有什么变化。
年轻的一批人都离开了那，去城里打工了，老人，妇女留了下来，跟原来感觉差不多。
朱：你的摄制组有什么组成？
杨：工作人员一共是三个，本来是四个的：我、我女朋友，我师兄武刚，他在北京电影院学摄影，我请他来做摄影师，以及我一个高中同学，他是山西师大历史系的，我请他来录音，但找的那个主演他演了两三天就不演了，我就让帮我录音的高中同学来当主演，我那个师兄来当录音师。另外帮我开车的是我叔叔。
朱：演员分别都是什么样的人？
杨：演员本来是山西农大那个，后来他不演了，就换成了山西师大的那个同学当男主角，其他的都是亲戚，比如：我婶婶，老村长是我婶婶的父亲，他原来当过村长，可以说，演员都是一些亲戚朋友。
朱：除了你那个同学外，其他人都是那个村子里的？
杨：他们都是那个村子的，除了我的高中同学。和高中同学徐飞飞这个角色，她是我妈妈单位里的，我让我妈妈在她单位找个最漂亮的女孩来，就找来了她，她也是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在我妈妈的单位里。
朱：拍了多久？
杨：总共拍了十八天，中间还休息了一两天，拍得特别快。
朱：你觉得，拍得顺利吗？
杨：拍得特别顺利。
朱：演员方面有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杨：没有，所有的演员都来得特别早，尤其是那些孩子，说哪一天来演，比如定的是下午一点，十二点吃饭，他们都不回去吃饭，他们自己带的干粮，我本来是管他们饭，做了很多的饭，他们也不吃，都特别积极。
朱：有没有给他们报酬？
杨：没有。
朱：在拍摄过程中，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基本上是按照你计划来完成的吗？
杨：大部分都是按照计划来的，拍的特别快，最难的是那个牛，整个镇子的人都不喝牛奶，所以就没有奶牛，只有一个养牛场，养的是肉牛。我们是到县城一个奶牛场去找的那个奶牛，它的花色是最好的一个，我们把它运回去时，它在车上跌倒了一下，当时它还怀孕着呢。下了车，我们赶紧到兽医站买了牛的那种保胎药，就是这头牛比较费劲。整个拍摄比如一万块钱，给了这头牛就两千多。
朱：你们是买下了这头牛？
杨：没有，那头牛两三万呢，我们给的是它的租金。
朱：是从县城租来的？
杨：对，拍完又送回县城去。
朱：最终影片完成是在哪一年？
杨：最终完成是在2005年1月多。
朱：是作为作业交给学校的？
杨：对。
朱：学校对你这个作业怎么评价？
杨：当时学校的看法是它太长了，要求的是大家做短片，把故事讲得精练一点，不要洋洋洒洒地去讲一个故事，学校觉得我们不太适合做长片。但是崔老师他还是比较鼓励的，他觉得学生们愿意拍什么就拍什么，只要是真心去讲一个东西就行，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还是记录的，他提倡的是多样一点，什么样的作品都可以来做。
朱：你之前拍过短片吗？
杨：之前拍过很多短片，大多数是学生作业，但是我做作业跟别的同学不一样，不是老师布置下什么就做什么，老师布置下一个，我就随便去拍一个，把机器一架拍一个或半个小时，然后就交了作业了，但我自己会拍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朱：《一只花奶牛》这部影片对你以后的创作有什么作用呢？
杨：作用是积累了一点经验，在拍摄过程中，处理剧组的问题，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制片人，我们自己做制片，所以这个方面是需要做更多工作的方面，而不是导演这个片子，我把剧本给了他们，他们看了看，自己都会表演，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指导，主要是处理剧组今天几点几点，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怎么和他搞好关系，这个处理方面比较多一点。
朱：这方面也包括你跟摄制组方面的合作？
杨：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摄制组，包括我参加的摄制组，都是亲戚朋友，这方面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和演员得处理好关系。
朱：你怎么处理好演员的关系呢？
杨：还是要和他们交朋友，交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朱：有没有演员在你拍摄过程中退出了或是不高兴不演了？
杨：就是《一只花奶牛》，他拍了两三天，要回去考研，考研对他来说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我们就同意他走了。第二部时，男主角他就是性格比较顽劣一点，我们得经常劝他，做他工作，每拍两三天就要做工作，这个比讲戏花的时间还要长，总是跟他说：拍吧，挺好玩的。就这个花的时间比较长，其他的都没有什么。
朱：你是在拍之前剧本就写得很详细，还是边拍边有不一样的修改？
杨：我第一部片子《一只花奶牛》是写得特别详细，就是按照剧本拍，没有多拍一个空镜头，拍摄中技术的原因会拍一些空镜头的，我那个基本上没有拍一个空镜头，拍的所有镜头都用上了。比如：夏天到秋天的那场戏基本上没有转场，所以就加了一些字幕，类似于主人公他自己日记中那种内心想说的话，整部电影好像他的日记那样，就这样来处理转场。
在第二部影片《二冬》的拍摄当中，我就拍了很多主角的采访，我想把它用在电影中。一些是主角的梦，或者说是我自己替主人公做的一些梦，拍了很多这方面，看哪里接不上了或者转场转不了，就把它用上去，第二部放得比较开，第一部全部按照剧本来拍摄的。
朱：《一只花奶牛》里面那些演员，他们觉得是在演别人的生活还是在演自己的生活呢？
杨：演自己，比如：村长啊，村子里几个孩子的父母啊，我就让他们说一说自己的近况，比如说修学校，大家都说没有钱，出力都可以，但是就是没有钱，这是一种现状，他们是说出自己的想法。
朱：《一只花奶牛》里面，你觉得，最本色的是谁？
杨：就是老村长吧。那个学校有好多事情，村子里也有好多事情，比如我父亲，当时他在县城工作，为了修路，修电，修水，那些村长就要到经常去县城里面找各种关系，要求给村子里修个电，找那些在外面的人，让他们给村子捐一点钱，然后再找政府要一点钱，去修这些东西，这些事情他自己都经历过，所以比较本色。
朱：这部影片，村子里有人看过吗？
杨：村子里的人都看过，做完以后刻了几个DVD盘回去，当时村子里没有DVD，他们又到那种婚庆公司，把它转成VCD，然后大家在一块看了看。他们看时我不在，回去后他们跟我说还挺有意思的，他们主要是看着好笑，不是以看故事为主，主要是看这个人在上面演了一下，挺好笑的。
朱：里面有没有演员再参加《二冬》里面的演出？
杨：有，我婶婶，在《一只花奶牛》里演了一个孩子的母亲，在《二冬》里面又演了二冬的母亲。
电影札记 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