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焦头理论和兽文主义--王我访谈

时间：2007年10月31日

地点：宋庄小堡

访谈人：朱日坤

被访谈：王我

朱：你是怎么样做起电影来的，是先做短片啊？

王：不是，最早买摄像机是想做那种实验影像的东西，那时看到一些这样的作品，感兴趣。但实验影像往往只是说个概念，不过瘾。也喜欢电影，看了一些现实题材的片子吧，然后就想去拍。那些片子往往是先听说之后才看到的，就是你先听到一些好的评价、介绍，但是你没有看到过。真正看到的时候，你发现尤其是国内的影像，对技术好像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内容非常的好。比方说像《小武》，应该是2000年左右看到的VCD吧。看完以后，第一是觉得特别好，第二就是那些人物，看着贾樟柯他拍的他那些朋友，你不自觉的就会想起自己的朋友，就是小时候一块儿玩、长大一块儿混的那些朋友。所以当时的感觉就是，哎呀，原来这样也能把一个故事讲成立了。毕竟没学过电影，没有这方面的接触，只是我有这种朋友而已，我就想拍这些东西。我有一个也是做设计的朋友，他父亲是个演员，所以他对剧组什么的熟悉一些，就跟我谈剧组，谈设备、谈专业、谈人员，一大通，谈得我都不敢拍了。

朱：当时就算你看起来觉得这些影片不复杂，但你还是知道需要胶片拍的嘛。

王：我还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拍的，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觉得内容足够好就完了呗。后来我想，千万别太多想“专业”那事儿，一想多了就麻烦。我觉得那些所谓专业的东西不是次要的，但是不是唯一的。当然我那个朋友给我刺激挺大，我觉得要是因为这些“专业”的原因不弄了就太可惜了，所以就做了。当时他说，你要弄就赶紧弄，别老说。他也喜欢电影，后来挺有意思的，他还真跑到英国正儿八经学电影去了。

朱：你说的是他鼓励你去做片子。

王：是，聊天嘛，等于聊给了我些打击，虽说是打击，但让我认识到那些东西可以抛开。局限在那上面的话，我是永远没法拍的。所以说只能用这种方法去拍，回邯郸就拍了《马头街》。其实还是那些朋友帮了很多忙，没花什么钱，就花了几顿饭和磁带钱。

朱：拍这个片子是在什么时候？

王：03年的9月底10月初拍的。

朱：当时就是用DV？

王：对，又买了台150P就开始拍，拍完以后放了一段时间没剪，开始琢磨软件啊。快到年底了，想怎么也得剪出来，拿回家跟朋友们一块贺岁，春节了嘛。剪了有一个多月，春节回去给朋友们看，他们挺高兴，当时就说争取一年弄一个吧。但是一晃第二年就快过去了，什么也没弄呢。这时就把以前拍的好些素材拿来整理，那些素材有时候是试机器，有时候看到些觉得奇怪的事就拍下来的，一堆带子在那放着，正好整理整理，不要的就抹掉了，倒腾点磁带出来，也许还能剪个什么东西来，所以就开始剪这个后来叫《外面》的片子。最后把觉得有意思的都集中在两盘带子里，两小时，又剪了剪，一个半小时，后来再剪，剪到78分钟。就是《外面》这片子。

朱：《外面》的素材当时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拍的呢？是随手拍的，还是特意去拍的？

王： 随手拍的，就是带着机器，因为刚买的机器，新鲜、喜欢，也小，老是带着，上课也带着，上街也带着。

朱：有些不是150P拍的吧？

王：大部分都不是150P拍的，除了拍《马头街》150P几乎没怎么用。

朱：是什么时候买的小机器？

王：2000年底买的，那时候就想做点实验影像，小机器也够了。平时出门想起来就带着，想不起来就算。大部分都是在街上吧，看到一些东西就拍下来，还有有一些是在家里拍的，窗户外边有一大片空地，旁边还有个自由市场，出出进进的人也多。刚买来机器的时候，没事老摆弄，有时候练练构图和机器的操作什么的，其中有些东西后来也剪到片子里了。

朱：你剪片的时候，是全部素材重新看，还是你都记得拍了些什么？

王：哪记得清啊，整个倒一遍，大概记一下到一个本子上，只能是这样。因为有些是街上拍一段，火车上拍一段的，中间一段可能是回家拍的父母，收拾时候特别麻烦。

朱：你还有些原来做过的实验影像吗？

王：还有点儿，记得原来整理过一次。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是给窦唯的一首歌加的画面，挺好看。就是找一张宋朝王希孟的《长江万里图》，画面是从右到左一直过，一直过，过到头，搭着窦唯《山河水》那歌唱完。我挺喜欢，因为什么花哨都没有，老老实实的。听他那个歌的时候脑子里的画面感就是那样的。歌还挺长，好在王希孟那手卷也挺长的。调整到一个合适的速度，一直从头到尾。

朱：一直到音乐结束就没了。

王：到最后结束时候画完了，音乐完了，也就完了。

朱：怎么不把那些实验性的东西拿出来大家看看。

王：可以看，不过不会太好看，实验性的东西，比方说拍火车轨道，画面割一下，然后再加一些正放倒放啊。像是学生作业一样的东西，各种滤镜、效果、音效往里加，放出来看是怪怪的东西。那时候感觉就是让人觉得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就好。后来觉得没劲也是因为这个。

朱：做实验影像和电影其实和你学的专业没有关系，只是自己的兴趣嘛。

王：对，凭着兴趣。我们上研究生时，去汉城参加了一次平面设计师大会，那个会议间隔或休息时总是会放一些类似实验影像的东西。当时感觉特别好，因为平面的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新奇的，实验影像就不一样了，当时那个单元还起了特别的名字，叫“尖端影像”，的确是看上去特别尖端。它的呈现出来的东西出乎你以往的观念，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所以当时兴趣特别的浓。

朱：你当时没有继续再画画吗？

王：没有，我那时就做设计，以设计谋生了，本科毕业以后开始。做了几年就又回去上研究生，学的专业是图形研究。我那个老师特别好，叫孙德珊。他是属于在工艺美院10个人有8个不知道是他谁的那种，因为学校不大，所有的老师之间，学生和老师之间应该差不多都认识，即便没说过话，也知道谁是谁。但我那老师是特别低调的一个人，我特别喜欢那个老师。我们系当时我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老的一个少的，老的就是这个老师，少的呢就是现在画画的张弓。他们两个特别有意思。我那老师对传统文化认识特别深，假如他跟你聊天，尤其是喝点酒之后跟你聊天，特别的精彩。什么时候跟他聊，什么时候就特高兴。他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有过一个专栏，是专门谈古代插图的，谈的特别好，比方说《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药铺那张插图，他能把好些东西谈的特别的充实，包括柜台的式样，那个幡子，那个幌子，宋代是什么样的，以后是什么样，等等。小说的插图都是白描嘛，画的特别简单概括。但是里边的确是能看出特别的东西来，那罐子是什么样，决不是凭空想象，是有出处的。明代人画的时候是怎么判断宋代的，肯定牵扯到文物啊考古这些东西，要去考证的东西。还有从孔子杏坛授课的插图，谈到古代的教育、现代的教育，谈的特别好。他的牢骚比陈丹青的要精采得多，真的。只不过是没人听他说而已。我那时候一直想拍他。

朱：现在有留下这方面的东西吗？

王：想留但什么都没留，那时候我摄像机也有了，录音笔也买了，想每次去他们家喝酒的时候我就把机器架在边上。可他说别拍了，拍啥啊，我这东西说完就完，随风一散就完了。因为喝了酒嘛，喝酒之后那种感觉你也知道，您说不拍就不拍，您说随风飘散就随风飘散吧，无所谓。其实事后想应该记下来，最起码这是民间一些思考者的想法，就是很私下很民间的那种，肯定不是学校大会上的发言，也不是课堂上的讲义。

他前年去世了，我特别后悔，觉得他那些东西要是能够整理出来绝对是有用的，就是对别人没用，最起码对工艺美院还是有用的。工艺美院有眼不识，你看现在整个学校都那样了，因为这样的老师少了，得志的是那些能挣钱的，有没有思想无所谓，能挣钱就行。

朱：中国印和福娃都是你们学校的人设计的吧？

王：对，就那样的，典型工艺美院出来的。

这是一老，一少是张弓，他说起现实现世的东西来特别清楚，什么都头头是道。在大学里边就这两个人让我觉得他们那种思维和想法是我经验之外的，而且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朱：孙老师算是你的研究生导师吧？

王：对，是导师。

朱：在思想上或者是自己的变化中，哪个时间段你觉得对自己是最重要的？

王：应该说是上大学这件事。我觉得学画画是一个挺奇怪的事儿，很多画画儿的人可能小时候无恶不作，后来一学画画就变了一个人。我觉得我人变是因为学画画儿，思想上有变化应该是上大学吧。从想上大学开始，其实怎么说呢，有些东西不知道怎么谈论。

朱：什么东西？

王：就是有些事情影响也挺大。那时想不当工人了，想上大学。那年来北京考学，当时是谁去世了，然后在旅馆里就听说街上怎么怎么样。然后匆匆忙忙考完试赶紧回去开始复习，复习那些天就天天看电视，那时候突然发现很多东西都跟你以前认识的不一样了，有很多以前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现在知道了。

朱：那之后，你就到北京来上学了。

王：是。第一次来北京是84年，我的美术老师带我来的。他是学校的团支书，上面组织各部门的团支书到北京参观学习。参观什么呢？历史博物馆。他就带着我来了，晚上在旅馆里跟他挤一张床。一早到天安门广场，特别兴奋，站在天安门前留影，历史博物馆，从原始社会一直看到新社会，看完历史逛故宫，然后就回去了。其实就在天安门转了一圈就回家了，心里特别的满足。上学来后就不这样了，骑自行车坐车路过过，没特意去过。有一次是，我记得是过节回家，回来的时候火车到南站，是凌晨，当时有一趟夜班车到前门，到前门以后还没有回学校的车，就在广场遛达，遛达遛达着就看到好些人开始往一块聚，再一看是升旗呢，我就想，去看看升旗吧。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着了，被一个警察把我给喝住了，一通训，哎呀，那心里面当时就觉得想骂街，然后扭头就走了。

朱：为什么事？

王：我忘了是为什么事了，好像我拿着个大包，前面有根绳子拦着，我碰着绳子了吧，我忘了具体是怎么回事了。我被训了一通，还觉得害怕，我觉得他再不高兴就可能把我拾掇了。

朱：你的影片里面不是还有很多天安门的东西？

王：是。天那儿确实值得拍，比方说你要有时间，每天一小时，一个月准保出一个很好的片子。那个地方太集中了，啥都有，有门、有桥、有馆、有碑、有堂，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然后还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看望天安门的人和看守天安门的人。

朱：你也可以再拍个。

王：我倒想拍，但……，我觉得大伙去天安门时候可能都会有那么两种感觉，一种是兴奋，一种是害怕。

朱：对。

王：兴奋是因为你平常听说的和想象的东西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特别兴奋；害怕的是看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心里会哆嗦一下。我觉得全世界任何一个广场可能都没有那么多管安全的人，让你感觉那的地方挺不安全的。

朱：去那里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那里觉得好像……，你甚至不知道你的走路方式是不是对的。

王：是，比如说你要是站在中轴线上，顺着中轴线往前走，没人管你心里都不踏实，不信你可以试试。你要是想伸手去摸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心里就想，我摸一下会不会有人说我。

朱：对，会想到别人管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王：那地方太敏感了。

朱：在《热闹》里面的很多片断，跟《外面》是同一个时期拍摄的？

王：也不是，怎么说，反正拖拖拉拉的。《热闹》大部分比较近，拍的都是这两年，除了其中申奥成功是01年。当时我住东四，听到外面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拿着个机器就出去了，站在街边拍，拍着拍着就来一车，当时街上很多车嘛，那车就叫你“上来上来”，是货车，平时别说长安街了，连三环都进不了，“上来上来”然后就拽你上去了，一口气就给你拉到东单口那边了。下来以后看见人都往天安门走，跟着就过去了。能看得出来大伙儿都特别兴奋，就拍，当时就是随意的拍，一直拍到天亮。那些素材带后来就一直扔在那儿，剪《外面》的时候就想用但不知道怎么用好，一直放着，还有足球出线的晚上。这次剪《热闹》的时候，感觉可以把它剪进去了。

朱：《热闹》的最后的那部分，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的呢？

王：怎么说呢，拍的时候没有感觉，也不是我一个人拿着机器，我也看见过很多人拿着机器在拍，还有电视台的大机器。但回头再看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了。因为你不在当时那种情形当中待着脑子也就没那么兴奋了，静下来再看的时候，你就会想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的狂热。其实你说跟申奥成功有关吗？可以说有关，也可以说没关。像足球的出线也是那种场面，再换一个其他事儿会不会还是那种场面？肯定也是。你觉得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发泄一种情绪一样，并不是在庆祝什么。就像参加婚宴，根本不是为了给新郎新娘祝福去，就是为了一帮人去那拼酒，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你就看着特别的奇怪，再加上后边就是清场什么的，大家挺高兴的，你却到那儿清场，我又没打算怎么样，就是为一个高兴事儿在高兴，高兴一下都不行啊。然后你再看看清场的镜头你就不自觉的觉得不对劲，就想象其他的东西。结尾呢正好是剪片子前是在元旦，那时候解禁了，经常有人放炮，我住那地儿正好是前边一片空场，四周又都是高楼，所以回音特别大。趴窗户朝外面看，你觉得外面根本不是在放炮，打仗呢，觉得像新闻里的图像似的。比方说我们的记者去拍巴格达，他们就不可能像新闻采访或者新闻访谈那么去拍了，可能躲到几公里之外酒店阳台上，看着远处火光冲天，远远看爆炸，画面也不清楚，然后有声有影，感觉特恐怖，就那种感觉。那时候放炮也是这种感觉，不由得联想到像战争啊或者其他的那种场面。把它和前面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把不能说的话说出来了。之前我还跟谁探讨过这个问题，说纪录片能不能隐喻一些什么，当时好像结论不了了之。无所谓，是不是纪录片无所谓，说出一句话而已。

朱：你觉得自己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什么事件情结似的？

王：我觉得可能所有的人都会，因为这个事就放在那，它发生了，大家如果很正常的去谈论它的话，我觉于各方面可能都没有什么坏处，不能去谈，反倒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这事儿允许谈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那事儿。那事儿之所以能够发生就是因为不允许谈。所有与之有点联系的人都会有点情结，当然年纪小的不会，第一它本身没有那种记忆，第二没有人告诉他，所有人都不提这个事。有一次跟人大一个学生聊。我说给你两个数字，89和64，你觉得这两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女孩，她特认真的想了半天，然后跟我说，是不是胸围和腰围啊？我就觉得这回答太奇怪了，也太典型了，这两个数对他们可能就是跟时尚啊等这些东西有关，跟别的没关。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太可悲了，这样的孩子怎么要，你以后让他干啥啊？

朱：我觉得小孩你不能怪他，但是他们上学，他们的老师或者家长，难道他们就从来不会提到这样的事情，从来不会？

王：我觉得也许他们知道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在他们脑子里边本身根本不是一个什么特重要的事，或者不如其他的事重要，可能不如吃喝玩乐这种事儿重要呢。胸围和腰围，打死我也想不到那去，再有个什么日子的话还不得凑个臀围。

朱：你自己剪片子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考虑呢？包括节奏啊，结构，电影语言方面等。

王：剪《外面》时简单的想法就是让闷的时间别太长，那些东西非常平淡，平淡的东西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让人看出你想表达的意思来，所以可能三分钟左右放上一段相对能让人兴奋一点的画面，想通过这种方法让人看出来，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大致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剪《热闹》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有些想法可能没法传达给观众，除非你去加字幕、加说明。简单说第一段是一个小孩过满月，就是鞭炮齐鸣的那个，轰轰烈烈的诞生的感觉，然后就是这种生命的历程，我就是这么想的，大概很牵强，我只是自己去找一个理由来贯穿那片子。接着就是开业啊，坐火车啊，就像一个人，拿一个人来比喻的话从出生到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事，一直到死。到后边的时候，比方说打人这么一段，那段其实我没拍好，画面并没有交待清楚，但是我又非常想放进去，因为那个事儿特别那什么，就是你平常遇到过，但是又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那种事儿。一帮人，黑社会似的，当街打一个人，把人打得半死，警察们就在旁边。他们打完人后，扬长而去，然后警察开始叫救护车，收拾烂摊子。你说这帮警察是有用还是没用，你说有用，人家那么挨打也不管，你说没用吧，事后他还能把救护车叫来，把人抬上去。你看着心里及其不舒服。再后边捞死尸，也是警察管的事，但是警察不下手，找了几个打工模样的小伙子把尸体捞上来。那人是被人打死的，两天前，而且是在他家里被人打死了，这人就没了，家人就报案，后来在河里边找到尸体了。看那画面的时候，真是受不了，旁边还开满了狗屁桃花。

朱：所以那画面被你处理过了。

王：对，黑屏。看素材的时候，我一直犹豫剪还是不剪进去，参加影展的时候我没敢往里剪，但是我一直觉得应该放进去，放进去能说明什么问题。再之后就是普天同庆那段，那个大结局。

朱：我觉得就像最后一段，只看画面不谈里面内容的话，它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刚才你谈到，可能有些背景你也不太明白是什么，包括在公园里看起来做游戏的那个，但是我觉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所有这些东西你似乎都能不明白又明白，整个影片有这样的一种气氛。

王：是，我本人第一眼看到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我只是觉得挺奇怪的，这么大岁数人怎么像孩子一样，在公园里那么开心，我就拍。拍的时候旁边有一些路过的人就跟我说，“拍下来给他弄到电视台去，太猖狂了”；我问他们是干嘛呢，旁边人说搞传销的。其实他们是用一种现代商业训练的方法来训练传销而已，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团结、奋进、开拓等等类似的概念在教育人，然后大家不自觉的就会被这种精神鼓动。

朱：然后就都做出一些跟这种精神完全相反的事情。

王：所以说挺奇怪的，就像大人做小孩游戏一样奇怪，孩子围一圈做游戏都没有那么认真。 一个小小的公园里面竟有四五堆那样的人，一个城市能有多少个公园啊？咱们也看过一些媒体上的报道，他们那种培养人的方法，我想跟我小学、初中老师培养我们的方法没什么区别，就看让你干什么。

朱：这种方式看起来合理又合法而且非常有趣儿。

王：对。包括后来掐掉的那段，晚上一伙人围在墙角里唱革命歌曲，特别的古怪。我要是拍剧情片的时候，要加这么一个空镜一样的东西。

朱：你有没有再拍一个剧情片的计划？

王：想过，后来弄起纪录片以后，我就已经不太想去做剧情片了，觉得剧情片可能是源于一个真实的事儿，最后你把它弄假了。纪录片呢，是在真的东西里找真东西，你拍的时候也好，剪的时候也好，心里边觉得特别踏实。现在我对剧情片的兴趣越来越淡了，除非我想起来怎么能把真东西拍得真。

朱：你对其他的表现形式，比如说绘画，电影，甚至包括设计，从你自己的角度你认为哪个更适合你的个人表达？是不是思考过这个问题？

王：比方说画画，我可能不太愿意画人，我可能更喜欢画跟人有关的物体这样的东西。我看画也是，我不喜欢看特别有故事性的画面，不用故事可能也能表达出你心里边想要的感觉。一种方式对我来说可能不灵，换另一个人可能对这种方式把握得比较好的话，就能表达很充分。我不如远远的躲着看。大概在去年纪录片交流周的时候吧，有谁说，我的拍摄基本上是望远镜式的，后来还有一个岁数不大的小伙子在网上说，我的片子不怎么样，就觉得我的机器不错。其实我那机器也不好，变焦倍数也不高，可能那种用远焦拍人的比较少。有一次跟别人聊起人文主义来了，我就说我的那种拍摄方式是动物世界的拍法，是200米以外，所以说我根本就谈不上人文主义，算只算“兽文主义”。我觉得可能是跟自己心理也有关，就像看到狮子老虎肯定不敢往前去，在笼子里也不敢太靠近，就是胆小，远远的看又看不太清楚，就找个望远镜。所以说拍动物世界挺不容易的。前些天我看过一个“动物世界”，拍摄方法挺让我吃惊的，一个方法是给狮子来一枪，麻翻了以后在它脖子上绑一项圈，项圈上一个摄像机，那摄像机就真进了狮子堆了。那样的画面你从来没见过，没那么近看过狮子，还是广角。一般我们看的都是长焦，景深特别浅，两眼是实的，耳朵是虚的，长焦。所以拿大广角拍一个狮子或者豹子的脑袋，你就觉得那个画面感特别的让你振奋。所以说突然一看那么老长的长焦远远的调过来一个人，你可能也觉得挺奇怪，没有那么远距离看过人。大家伙都说近距离的观察人，其实远距离也是一种观察方法。

朱：别人说假装摄影机不存在或者说熟视无睹，你这个是别人根本就不知道有摄影机存在。

王：你看那新闻里的镜头，比如说跟踪采访，那些人表现出来的状态跟那个十字路口监控器拍下来的状态绝对不一样。那个是真正没有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我要拍兽文主义的纪录片，我要用拍动物世界的方式拍人类社会。

朱：大家经常谈的就是纪录片的创新，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突破。

王：我觉得可能其他方式大家都用过了，我因为胆子最小，所以离的最远。你看李娃克拍《童话》，在四川拍那个打狗，看到城管去打狗什么的，拿个机器就冲过去了，城管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民俗协会的”，他胡乱就报了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听上去还冠冕堂皇的，当时觉得他真是机智。满街打狗的谁让你拍啊，看见了连狗带你一块打。

朱：每个人拍纪录片都会用他自己的方法。

王：嗯。

朱：你在这几年也看了其他的一些片子，你觉得现在的纪录片是什么样的大致情况？

王：怎么说呢，一开始对纪录片不了解。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吴文光到我们学校去讲座，我去听了，当时讲的是独立纪录片，那时候我不是特别清楚这个概念，但是我已经有摄像机了。我之前对独立的和体制类的纪录片没有太多的概念，九几年看那个电视台的“老百姓故事”什么的，说这叫纪录片，再往前的记忆就是“新闻简报”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讲完之后放了两个片子的片断，一个是《老头》，一个是《江湖》，一下子就理解了，就明白了，真正的纪录片应该是这样的。那时候好像心里对纪录片就有一种概念了。在那之后听说过很多纪录片，但是都没有见过。应该说开始接触到其他人的片子还是在去年的纪录片交流周，现在想想那之前对纪录片的观影经验就像空白一样。参加交流周时看了一些东西，当时就觉得好，的确让人挺开眼的，但是心里边并没有跟国际上的对应，也就是这拨人干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而且干的还不错。回来之后，又看了一些片子，国内国外，我觉得国内的纪录片起码目前来说在国际上应该有非常的地位。中国现在是一个出纪录片的好时候，这些人不去做，一样会有其他人去做，因为这些事儿摆在面前，活生生的又有份量。我对纪录片的认识也就这么多。

朱：有没有想好后面拍什么？

王：没有，不知道呢，现在对后面一点模样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做。

朱：这次跟黄文海一起从东京回来，他提到说，黄牛田小组应该大家合作做一个东西。

王：对，我觉得可以，黄牛田应该能做到。我跟你说过，有一个上师我想拍，其实我特别想叫徐辛跟我一块去拍，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好些东西会把握不住，我可能拍着拍着就拍别的去了。我沉不下去，一个事让我用五分钟说我肯定能说完，但是要让我五十分钟的话，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这方面徐辛要比我强的多，哪怕就他自己去拍，肯定也会比我拍的好。

朱：一些影片拍摄的时候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大家分别的去做。

王：甚至比方说大家都有一些没用的素材，拿来一块剪，剪成一段一段的也行。

朱：现在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作简单的一个划分：有些人似乎是一开始就喜欢电影，另外一种就是他首先主动去寻找一种表达手段，结果他找到了电影。这样说你认为对吗？你有没有属于这其中的一种情况。

王：我觉得我应该属于后一种吧。其实任何一种表现形式都有自由表达的可能，你做得到做不到而已。比方说设计，非常的不自由，经济方面对设计的限制简直是太多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抛开，比如我不挣钱了，我就想做设计，这种限制就少多了。我想写小说也好，诗歌也好，包括影像这东西都是这样。比如文学，可能你文字表达能力不够，这是一种主观的限制；还有一种是不让你表达，是客观的限制。客观的限制对某些人来说是特别难逾越，对我来说可能把客观限制的东西抛开可能会容易一些，主观的东西更难些。

朱：你觉得电影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方式吗？

王：不光是电影，其他也有自由表达的可能。

朱：原来我们也讨论过，好像现在做纪录片的人里面，之前画画儿的特别多，包括黄牛田小组里面的人。

王：可能艺术相通吧，电影的画面是动的，其实画面动起来太平常了，你每天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画面在动。对于一个画画儿的人，原来训练的是什么呢？从杂乱当中去捕捉一些有价值的瞬间的东西。如果把这个解决了，再反过头去看那些“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可以去捕捉。

朱：说说你现在正在剪的这个短片吧。

王：还没想好，时间不会太长，我估计10分钟之内。这个片子就是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上去，一个下来。拍的素材是从建国门拍到复兴门，然后地铁里又拍了一遍，剪的时候，这两样东西都是在从左往右移动，下面地铁的也是从左往右移动，地铁里有报站，顺便当解说了，有唱歌的，也可以算是配乐。还有就是升、降旗，这些素材都有了，画面怎么弄还没想好。名字就叫《上下》，上边下边，上去下来，就这么一个意思。

朱：很好！

王：有上边肯定就有下边，有上去的时候就有下来的时候。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