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独立：述评BIFF2008

“第三届北京独立电影论坛”，是小众狂欢的机会，在北京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电影节是高质量的。电影节的开幕主持是发福的“小武”，不知道的人肯定看不出来这个发福的小偷。老栗的发言简洁有力，充满蛊惑人心的魅力，让人感觉讲台后面站的应该是姚明的身形。

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我做为业余观众要经常坐在这个黑暗的屋子里。我只是个业余且自私的观众，在看到的电影里找些口径合适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容器”，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过一周的时间它们就发酵了。

　　　　　　　　　
开幕影片是《孩子孩子》，导演潘剑林。92分钟关注汶川地震后青川县木鱼小学在灾难来临后的真相。影片一开始我就在混浊的空气当中睡着了，后来我给自己的理由是5月在主流频道里看到的这样的景象太多。在醒来的时候银幕竟然是黑的，有个压低的嗓音在说：“我们是来奉献的，不是来牺牲的。”是灾区的自愿者，他们就要撤离很可能会发生瘟疫的现场，因为支援的医生已经撤离了，在这里的人不免恐慌。影片的力量来至几个当地的干部，他们的油滑程度由其官位的高低递减，那个校长对着镜头说了诸多的这个、、、、、、、那个、、、、、、告诉我们即使是面容忠厚的人也不能相信。

我不喜欢这部勇敢的纪录片，但不等于我不尊重导演。相反潘剑林的一句话令我震撼：中国的腐败是全民参与的。这话不好听，确是真实的。

在最后一天放映的是潘剑林的剧情片《流氓的盛宴》，说实话，这部影片与我的期待相差很大。的确，影片所展示的现实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只是导演的道德寓意过于明晰，使悲剧的美感消失殆尽，甚至我觉得这部影片的手法很像是80年代出现的反思文革的电影。在这部影片当中充斥着很多作为“地下”招牌的段落，可惜我觉得他没有将它们连缀成锋利的武器。


《二冬》富有地下电影少有的哲学的美感，这种美感被小心的隐藏在贫瘠的西北景象之下，可能是导演并不在意的部分。弃儿二冬在山西长大成人，和其他家庭出来的孩子一样。但是他怀揣身世的秘密，像其他孩子怀揣其他的秘密成长一样。面对生活二冬总在变卦，总在逃离，这不免让我羡慕，我们已经没有了变卦的余地了，因为爱惜生命有时候等同于向命运屈服。

二冬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还是匆忙上路，像一个外国人：凯鲁亚克。而二冬对命运的追问又让我想起另一个外国人：高更。

导演杨瑾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他说他从来都是不恋家的人，我对这话有强烈的同感 -------在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好像是他背退着走远，在身影消失之前先没了声音。


我从来不在上午的时候看电影，总觉得这样过于放纵，哪怕看点报纸或者闲书也好。《宋伟》在早上10点放映，　宋伟我们都认识，不得不看。我走在去美术馆放映厅的路上，冬天的暖阳照在身上时突然让我觉得不适，像是某个地下电影的长镜头，很傻。

影片很糙，表现主义的色彩很浓，有些年我惧怕表现主义的图像，总是一些感伤的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狼奔豕突！

《宋伟》告诉我江湖是何等魅力，中国的前卫艺术更是充满偶然，偶然的时间：1989；偶然的人物：宋伟。反过来想，这是偶然吗？究竟是谁在控制前卫艺术这架马车？

画家拍画家和画家看画家总有不同的感觉，徐童说这个片子竟然还用的是手动光圈？！粗中有细，这就是表现主义。宋伟的故事令人唏嘘，总的来说他还是强悍的，总统般的气度。只是在影片结束的时候，黑画、字幕，宋伟在画面外不停地喊叫：我不想死！


我喜欢《青年》这个片名，我喜欢《青年》这部影片。导演耿军是鹤岗人，我总觉得鹤岗这个地名可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影片没有让我对早年东北生活的怀恋的情绪失望，当听到东北无聊青年说出：“大气卵子”的时候，我的快乐――一种简单，下流的、无意义的快意塞满神经，这个地域词汇已经太久远了，以至于被我后来的生活经验压抑得渺小而消失。

铁鹰受伤后坐轮椅来到街上，他妈妈去小店里卖鱼罐头去了。青年铁鹰抬头看见前面的货车里囚禁着两头骏马！海波事后和我说这个镜头牛逼。我也觉得好，但还觉得不是味，为什么呢？也许是我们不应该看太多的大师电影。

在电影里看到东北年轻人的生活的机会不多，记得刚看完王兵《铁西区》的时候我觉得生活了近20年的东北才和我的情感搭上线，不然，东北对于我则是冷漠和黑暗的可怕记忆。耿军的拍摄和扬谨一样夹带了对家乡的复杂情感，我相信这是及其容易沟通的情感，对于家乡，他们和我恐怕只是希望在艺术上尝试亲近，如果变成实际的生活恐怕都是噩梦，我猜想是这样的。

《扎赉诺尔》拍出东北漂亮凌厉的一面，可我知道导演真正要的是那种罕见的高贵、奢侈的情感，就是制片人说的：“送君千里终需一别”。这是一部巴洛克风格的电影，导演在他的工作背后渗透着一种傲慢。被浓重的阴影切割的风景使我的怀乡症复发，当年，很多时候我像那个小徒弟一样在雪地里漫无目的地游弋，同失魂落魄如同动物一般。


《麦收》看了好几遍了，因为我几乎了解徐童的所有动作。去年春节的时候徐童放下了他的“仙娜”关在家里写了一部被周围朋友盛赞的小说《珍宝岛》，甚至博得了像马建这样的作家的首肯。《麦收》的主角是徐童在高西店发现的，高西店就是徐童小说里说的地方，那种地方我也格外喜欢。《麦收》的首映其实是在我的工作室搞的，来了十几个朋友，喝啤酒，抽烟，看我们心中的最佳女主角。

后来邱洪峰说他在来广营的街上看见她了，她坐在马路牙子上打电话，还是像电影里那样用免提拿在手里对着电话说，所以他一眼就认出来了。电影真有趣，我们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和倔强的河北小妞生活在一起，眼睛没有离开她的面孔，但是她全然不知道这些嫖客之外的男人的眼神，唯独小邱有幸目睹剧中人真人版。


《摇滚多多》又是在上午放映，导演似乎和“痛仰”的关系较好，他们的画面很多。当张楚在虚焦的画面里擦拭眼睛的时候，我异常伤感，我们90年代的生活和张楚、何勇、窦唯和当时的电台DJ有待密切相关，慌乱的肾上腺素的时光。


很多人不喜欢赵亮，这个家伙太喜欢把他的傲慢挂在脸上，还好我能容忍他，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其实我了解的赵亮多愁善感。《在江边》没有中文旁白和字幕，就像不情愿和人交流的赵亮一样，他坐在台上郁郁寡欢，希望时间赶快结束。其实他谈到了记录片的基础的声音的问题，下边的导演同样的傲慢和客气，都有自己的一套。

《在江边》是说在中朝边境的图们江边，对面就是朝鲜，某种体制的最后的谜底，虽然谁都知道这谜底很恶心，可还是保留着好奇。江的两岸，围城的左右，总之生活是无趣和没有希望的，在我看来何止这里，在东北、四川，在北京和上海又何尝不是这样？这时候，我们需要一部关于自杀的记录片。

《好猫》的导演应亮也被迫谈了关于记录片声音的问题，在后来的放映中，《好猫》的声音令我分外难受，四川话本来就够鼓噪的了，粗糙的录音似乎让额头上的血管暴裂。导演还是强调他对声音的运用是根据四川话的特征来的，想法没错，但还是别挑战生理极限。

影片中的歌特音乐的问题和他的声音运用很像，就像本文题目：“太独立”。


在书上看到《业余》的剧照时候很想看这个电影，但是在放映30分钟之后还是离开了，我不能确定充斥着所有过瘾的下流词汇的毕业生们是不是在反叛，相反，在他们日后的生活中只能是经历越来越多的叛变，其实在一个没有内核的生活里，连叛变都谈不上，随波逐流只能是教育的结果，纵然有太多的价值观都是荒诞的和无耻的。我对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的好奇，不如回家吸烟、喝茶。


看《乌托邦》的时候我流泪了，自从母亲去世后我非常害怕流泪，一个中年人的眼泪流到自己的脸上的感觉太不好了，干吗人在自己的身体里储存这种液体？


《八百棒》拍的中规中矩，令人失望，显然浪费了影片的地理资源（实拍的监狱）。因为我刚刚做过关于监禁的类似的作品之后，我很期待《八百棒》，没想到电影轻易地逾越了森严的国家机器就获得了艺术的自由，我不满意。


闭幕前放映胡杰的《国营东风农场》，在开演之前我溜走了，理由还是我害怕眼泪。在我的身上似乎还存留着逝去的父辈们的哀怨！它们一触即发。


艾柯说：一个故事的模范读者不是经验读者，经验读者就是你、我或者任何一个读小说的人。经验读者可以从任何角度去阅读，没有条例规定他们怎么读。因为他们通常都拿文本作容器来储藏自己来自文本以外的情感。而阅读中又经常会因势利导致产生脱离文本的内容。

在这个电影节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势利的经验读者，自私地寻求电影的抚慰，在没有达到目的地时候就私下里说导演的坏话，本能而已，不是恶意攻击，我非常尊敬独立电影的导演的工作，和老栗、朱日坤为此所做的努力。我感兴趣的是导演们怎样获得的“独立”？电影节上放映的依托在记录片基础上的剧情片有种放弃文学借助新闻的趋势，故事在我们的社会基础上做超低空飞行，所有的故事都是感人的，但不强悍。我期望的强悍现实之后产生的逻辑，是作为导演本身的人格魅力，绝不是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而是精神上的前瞻和霸权。（来自徐若涛博客）

徐若涛　　2008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