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恩：来自我少年时代的安东尼奥尼

第一次听到安东尼奥尼的名字，我还是个文静少年。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刚升入初中，正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以端正自己的普通话发音。当我听到字正腔圆的“安东尼奥尼”时，立即把他和白求恩联系在一起。我把他们想象成差不多的形象，与耶稣画像很接近，甚至穿的衣服也很像，很简朴。以第六感，我静悄悄地喜欢上了他们。一个是电影导演，一个是医生，都对贫困的中国感兴趣，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一心一意等着看安东尼奥尼拍摄的 “大毒草”影片《中国》。但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始终没有在中国正式上映，哪怕是作为毒草，作为批判的靶子。

我是个执拗的孩子。每次“纪念白求恩”，我都会同时纪念安东尼奥尼的名字。我等待着把他的毒草看个究竟。这一等，就是长长的30年。2004年冬季，“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中国》于中国首映，虽然非正式。只映两场，我身边有的朋友选择两场都去看。我看第一场，把第二场的观摩机会留给第一次看《中国》的人。这时候，我已经专业于电影，在电影批评、编导、教育方面，都已“走向国际”。少年不再的年份，我透过镜头的眼睛，与安东尼奥尼在北京神会，我们共同看到的是中国人那种难能可贵、“普遍的、节衣缩食的贫穷”，以及由这种贫穷所决定的“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安东尼奥尼语）。

借助于电影专业的特有空间，在2004年之前的15年光阴里，对安东尼奥尼，我没有蹉跎。我先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单人看片室内观摩了《放大》《红色沙漠》《蚀》《职业：记者》，之后，85级的张元和宁岱专门为我借来《扎布里斯基角》——那时候，看那部影片还是一个禁忌、一种奢侈。再后来，于不同的时地观看《奇遇》《爱情故事》《一个女人身份的证明》和他最后的影片《云上的日子》，都伴随着不同凡响的体验和震撼。维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