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纪录片交流周散记(3)
拒绝沉沦的影像——第四届
有的男人想变成女人,其实变成女人还不一样是人?还不是一样默默地承受人世间的悲喜?
《
影片中的文子开着一个画廊,她非常忙碌,具备了商人的一切特征。像她选择的是与艺术有关的生意,把艺术品当商品本来就是有些荒谬的。这似乎也注定了她的思想会有些分裂。例如她会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夸凯妃的画,也会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在背后说凯妃的坏话。凯妃是一个深居简出的画家,导演没有过多的让她出现在镜头中,而是通过她与别人的交往来说这个人物。她的不知所措,她的不善言辞似乎能凸显出商业社会少有的平静,但是她也要开画展卖画。还有一个叫扬帆的女人,她过着所谓的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事业,却能清醒的认识自己和开到别人,她与文子在影片中的那一大段对话我认为是本片中最精彩的。
可能因为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走的太近,也可能被拍摄者太谨慎,看得出影片中的人都具有很强的反纪录能力,在镜头前有些矫揉造作,装给顾亚平看。当然,这并不是说《
艺术家似乎总是能敏感的感知社会的变化,不管是什么变化,包括前面提到的我非常反感的小布尔乔亚情结在中国的盛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和电影电视导演传播的,他们做了身体力行的宣传员。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那么闲适,闲适的就想给自己找点痛苦玩。
1995年,警察开始在圆明园逮捕和驱散艺术家。赵亮把当时的情景录了下来,并于2006年完成了影片的后期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在北京,政府以方便管理人口的名义要求在京外地人必须花钱办暂住证,当然,外地人不包括有钱的外地人。这样财政每年就会有千万甚至亿元的收入。在北京,每年召开国家级或世界级的大会,便会整顿市容市貌。整顿的对象除了碎纸和杂草,还包括人。这些人包括民工,流浪汉,拾荒者,上访者,艺术家……整顿的方式一般是强行塞到火车里遣返回原籍。1995年,在北京要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出于某种“安全”的考虑,警察开始清理住在圆明园的流动人口。
今年是2007年,这项荒谬的制度仍在执行,只不过办暂住证的费用稍微便宜了一点。现在艺术家们很多都来到了京郊的宋庄,也就是这次纪录片交流周所在地。在这里政府鼓励发展艺术经济,艺术家们不用东躲西藏了。一小些人总是如此无聊的折腾另一大些人玩。
在影片中,一位姓郭的画家说,“警察说看不惯你,就不给你办(暂住证),三天搬走,不搬走就罚你钱。”画家刘辉说,“(政府)死鸡巴过敏,说你是非政府组织。”他在客厅里表演被拘留和在拘留所里吃饭,说自己是“海淀分局的宣传员”。赵亮拍摄这部纪录片也有危险,有人问他,“你这是照相机还是望远镜?”赵亮说,“望远镜!”他在逃离警察的时候,机子一直开着,剧烈摇晃的镜头让人觉得既激动又辛酸。一位叫河路的诗人对着镜头讲述了自己见到的事情:有一个被收容的人眼睛红,警察问他怎么了。他说几天都这样。警察说,红眼病,我们不要,回去吧。还有一个副会长,走在大街上,没带身份证和工作证,于是被遣返到了邢台,交了三十块钱,走人。在拘留所,警察不打人,怕累,雇打手。打手也是被收容的人。送饭的时候,嫌麻烦,把窝头和菜倒在地上,让“犯人”捡着吃。一个叫温泉的歌手唱了一首叫《
影片最后用字幕列出了十一年后那些艺术家的去向,有的仍在创作,有的不知去向。赵亮用影像勾勒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的艺术家的苦闷和执著。这些影像在如今这个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横行的社会显得无比珍贵,这几乎是一个时代的人的心灵史,时间让这些影像变得更加珍贵。
珍贵只是相对来说的。有的东西有人认为珍贵,有的人可能就看不出它的珍贵。
五月四号那天下午,按计划应该放映《
在中午近两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中,我和一个在北京上学的哥们在楼顶坐着聊天。《
在影展的介绍册上,写着赵大勇做过画家,广告导演,出版过杂志,做过学者……这看起来似乎都是些体面的让人羡慕的工作。但是再体面也无非是些工作而已,人活着不能总是为工作。赵大勇来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估计也是为工作而来,又估计工作没有搞成,要是他做了老板估计没空拍《
他们遍布在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对他们有好感。也难怪,他们衣着肮脏,满口脏话,尽做些偷鸡摸狗的事。这绝大多数人更不会想知道这些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他们未来如何……
南京路向来以繁华著称。其实城市和人一样,外表再漂亮的姑娘的内裤上也会有屎痕,繁华和体面不会由外及里面面俱到。在这条商业街的角落里,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在这里经营着各自的生活。没有人称呼他们的真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有的人靠回收旧纸板赚钱,他是用手拉车到处收纸板,而有的人用三轮车,价格和效率都比他有优势,给他的生意造成了威胁;有的人靠偷东西为生,他说自己“喝了酒就去偷点东西,本性不坏的,别人的东西,别人找不到了着急”,他曾因偷奔驰车的标志被判刑一年三个月;有的人靠捡垃圾为生,垃圾主要是矿泉水瓶和其他各色饮料瓶,为了几毛钱,和别人在大街上大声争吵;有的人卖唱,唱流行的不能再流行的《
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交往,他们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黑皮和阿桥两个人一起收瓶子挣了1000块钱,却让阿桥拿着远走高飞了,黑皮背着债仍在南京路挣扎。回收废品的一对年轻小夫妻或者兄妹也因为生意问题和黑皮一直有过节,甚至还想打黑皮,同行是冤家。利益是所有这些关系和争斗的终极原因或终极目标。这其实和住在楼房里的体面人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人是用相对体面的方式斗争,本质都是一样的。片中的人其实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只不过因为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而显得有些边缘,而又因为其内部的信息不为外人所知,又使得他们边缘化的程度有所加深。赵大勇和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摄影机成了他们的倾诉对象。讨饭的老人说上海人歧视他,一天只要到一块二毛钱,又说上海人在70年代下放到他安徽老家时连人住的地方都住不到,住的是牛屋;大胖子给中国的所有领导人都编了顺口溜,还说去广东被陌生女人带回家玩性虐待游戏,每次在镜头前出现都能来上一段;男孩说东方明珠就是那么回事,又说妈妈要是对自己好就不会沦落到这地步了……这些民间话语是对主流舆论的微不足道的补充或颠覆。
影片进行到这里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不错的纪录片的一切特征了,而之后发生的事让《
黑皮的形象在影片中逐渐清晰。阿桥拐跑他的钱后他欠了一屁股债,他有了一点钱之后又喜欢分给和他一起混的人。后来他因为喝醉酒抢警察的帽子被逮了进去,出来后因为偷街上的铜牌又被逮进去了两次。他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终于在生活和警察的双重压力下变疯——他在大街上,在商场门口,在电梯旁做各种各样的动作,高唱着,使劲的翻滚着。这组镜头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一个场景是他在大屏幕下,大屏幕上播放的是《
这个结局无疑是令人绝望的。影片似乎是针对每个人的灵魂的,而黑皮仅仅是受害者之一。在“全景敞视建筑(福柯《
在这次交流周上还有一些有实验色彩的纪录片。实验不是目的。其实纪录片本身也没有定义,纪录片的好坏也没有什么标准。
潘剑林的半剧情半纪录影片《
潘剑林曾经出现在吴文光的书中,我记得书里写到他借摄像机给孙志强用,他还是《
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这个以含蓄和自控为精神内核的民族面临着极大的考验。此时的中国的中学生性开放的程度都很惊人了,更不用说其他年龄段的人了。各种媒体也把人的身体当成了吸引眼球和投资人的资本,道德在金钱和不健全的法律面前虚弱不堪。导演说他的一些朋友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收敛了很多,甚至出现了阳萎。一部纪录片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
潘剑林的另一部纪录短片《
潘剑林的两部纪录片都提出了很多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还有一部叫《
丛峰还带来了一盘《
崔子恩的另一部纪录片《
石头的《
苏青和米娜这一次带来了一部《
湖北李文的《
李文说出了纪录片的过去还是未来呢?
以上仅仅是对这次交流周上放映的纪录片的一些简短的介绍和评价。因为我个人的脑力和体力有限,只能写下这么多。在宋庄的时候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看片子,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喝酒讨论,然后会酒店还要侃上一会儿,连续一周都是这么下来的,对我的精力是个不小的考验。看这些片子时,我常常想起人们记忆中的八十年代,人们写诗,讨论诗,举行小聚会……这些纪录片似乎也在拒绝向时代低头,拒绝沉沦,纪录片不就是这个时代的诗吗?
今天距交流周的开幕式那天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忘不了在交流周上发生的一切,忘不了接触的每一个人。在那里,人们可以静静的看片子,没有手机的干扰;在那里有免费的美餐,在那里喝啤酒吃烤肉串,通宵达旦的讨论,在那里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那里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乌托邦吗?
魏晓波
EMAIL:ziyouzainali@yahoo.com.cn
2007年5月31日于湖南株洲
感谢:
感谢这次活动的策划人朱日坤先生,感谢他为中国的独立影像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感谢他为我们带来这么多风格各异的纪录片,这需要惊人的胆识。
感谢栗宪庭先生和祁志龙先生以及段落空间画廊等等个人和机构为这次活动所做的一切努力。
感谢胡新宇先生和朱日坤先生给我这次机会。
感谢志愿者们细心的照顾,感谢大家的微笑,感谢每天早上电话通知我吃早餐。
感谢胡新宇在两位美丽的女志愿者面前介绍我,说这是沙漠鱼。然后女志愿者很惊讶,表示她们早就认识我。然后问我还画油画吗。我才知道她们都认错了人。我说我怎么会突然有了知名度了,我又不是F4。
感谢王我先生,胡新宇先生,徐辛先生,赵大勇先生给我他们的大作。
感谢周裕和周裕的弟弟帮助我买火车票,并陪我在火车上聊天和吃方便面。感谢严彬请我吃饭喝啤酒找旅馆,感谢堂姐晓萍陪我去天安门玩和吃面。
感谢前田佳孝和李青山陪我去电影学院看高楼和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内小店买DVD。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同学一起看我的片子。
感谢易蓉突然出现在宋庄让我吓了一跳,并帮我见到了莫欣妮。
感谢给我烟抽的各位大哥,感谢和我聊天的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