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沉沦的影像——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散记(2)
传统面临消亡的尴尬，现代的一些文化活动又好到哪里去呢。董向阳，董向荣兄弟的《一出戏》纪录了一群热爱戏剧的年轻人在面临现实和艺术之间的眼中矛盾时的困惑和抗争。这出戏是加谬的《卡里古拉》。制作人拉到了１０万块钱的赞助，导演和演员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但是演出时票房惨淡，投资方也翻了脸，不断要钱，有一次甚至让制作人把吃晚饭的钱留下，其他钱全部交出来抵债。最后众人都改了行，青艺剧场也被个体收购。《卡里古拉》是加谬借助古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之口说出了世界的荒谬和无意义，甚至用他手中的权力与“荒谬”和“无意义”对抗也是无意义的。真正与世界对抗的，是自己孱弱的心。其实剧组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出戏由于内容晦涩，舞台简陋，注定是要赔钱的，但还是坚持做了出来。其实这本身也正暗合了存在主义的某些观点，包括《卡里古拉》这出戏要表达的。《一出戏》没有将排练过程和演出过程结合起来，使这部纪录片的深度大打折扣。
或许现在不是哲学吃香的年代了，人们习惯用最快最容易的方式获得物资或精神的满足。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氛围中，饱含理想的人很容易转变为虚无主义者，然后转过头来说仍坚持理想主义的人傻或者幼稚。当然，还是有些人在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或信念，用实际行动拒绝着时代的洪流。
认识《儿科》的导演汪浩是在现象网的论坛上，他偶尔会在那里发一小段短小精湛的狠话，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毛小子。见到他之后发现他很静，而且深受低龄女性的喜欢，三四岁的小女孩都喜欢和他玩。有一次在喝酒的时候，他抽了一根烟，说这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那件事后吸的第一根烟。《儿科》拍摄时间有半年，看得出作者是沉下心来创作的。这部纪录片中呈现的医院与其他影像作品中的医院完全不一样。平时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医院要么是救死扶伤精神可嘉，要么是割错了器官或贪污腐败。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医疗体制改革，议论当前医疗体制的各种弊端。其实，在制度性腐败和滞后的前提下改革医疗体制无异于痴人说梦。一个在外界舆论里处于劣势的机构其内部必然也是问题重重。《儿科》便是把镜头对准了医院的内部。儿科里的病人因年幼不能表达，这样被拍摄者更明确的限定在医生身上。
有的医生在抱怨着食堂的饭菜，有的医生干脆想辞职，当然，“辞职务不辞公职”，有的医生抱怨满意度调查扣工资……男医生偶尔聊一下布什，克里或者国足，越聊越没劲。“没意思，真没意思”。患者的家人也经常因为费用问题和医生们吵架。每个人都累，每个人都在抱怨，每个人都在撑着。在看似和谐的社会的内部是一颗颗劳累的心。《儿科》没有给出答案也无力给出答案，它仅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窥视体制弊病的窗口。
在当下的中国，还有一个领域同医疗体制一样问题重重，那就是教育。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病更多样，更复杂，也更难以从根本上取得改变。问题教育的受害者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甚至是一个民族。
周浩的纪录片《高三》说的是福建省一个小县城普通高中高三的学生一年的生活。这部片子有两个版本，较短的版本在电视台放过，这次我看到的是一个95分钟的版本。这个版本较电视台公映版本多了一些与体制有关的东西。
在较短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在重复而枯燥的高三生活中顽强的度日，充满对未来的憧憬，老师热心的鼓励学生。当然，事情并不总是如想象中的那么好。有的学会半夜爬墙出去上网，有的同学用酒精来缓解绝望，有的同学谈恋爱。片中的那位班主任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开家长会是对家长说，“你家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再离，家庭要和睦”。当他得知自己班分数不如邻班，非常失望，对学生说，“对我有恻隐之心，又辞职不成，你们对我还有留恋的话……”导演基本上没有偏向于任何一方，学生和老师双方都说出了自己的苦衷。片中有一个网瘾少年的独白，他说上网并不是为了游戏，而是凭借技能赚钱。他说网络跟现实差不多，有妓院，有赌场，赢钱靠的是“诚信”两个字。影片中还有诸如家长到学生探望学生，学生在宿舍偷偷抽烟，有的学生在高考前拜佛等镜头，我想这些镜头肯定会让很多人共鸣，尤其是经历过高三的。
作为一部纪录片来说，仅仅换来一点廉价的感动显然是浅薄的。所以我更愿意用电视台公映版本所没有的那部分内容来读解《高三》。这部分内容有学生背诵历史或政治题，有学校召开入党动员会，民主生活会，入党扩大会议等等。在学生背诵的题目里有“三个代表”，“党的先进性”，“文革”等关键词，国家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记不住这些东西便不能通过考试，个人不允许有任何思考和怀疑。把这些东西强制灌输给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孩子是不公平的。更可怕的是一次次的党会，那些《新闻联播》术语弥漫在会场。在高中，入党和成绩挂钩，成绩好了不入党仿佛是思想落后的表现，如此诡异的现象！
或许这些诡异的现象还是相对抽象。崔子恩的《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则像新闻片一样直面了社会现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本片在艺术或思想上打折扣。这部纪录片拍的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的事。从夏天到冬天，学校从720人减少到16个人。后来小学生们被赶出教室露天上课，再后来连露天上课坐的电线杆也被抽走了，最后只好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上课。在旁边的一栋未建完的楼房上有条幅这么写道：“政府确保每一位流动人口子女有学上”。政府取缔这所学校的原因是消防设施不达标。消防设备不达标你他妈让学校多买几个灭火器不就行了吗，凭什么把学校关了。不就是想让孩子们去所谓的正规学校里去交借读费嘛。要钱直说，干嘛这么折腾孩子！
小学生们在尘土中上课，渴了便把嘴对在自来水上喝凉水，在废墟中做操，没有厕所，随地大小便，没有监护人，扔砖头扫帚打架。一个小女孩在日记中写道，“应该在９月份报名之前关闭或上完这学期再关闭，不能半路关闭”。放映时我想到了这样一个故事：纳粹在活埋犹太人的时候，有个小女孩说，叔叔请把我埋的浅一点好吗，要不妈妈就找不到我了。从片子开始放映我便止不住眼泪，看到一半发现哭不出来了。但是在放映的现场，竟然笑声不断。放映结束后我抑制不住激动发了点言。正好那一天的中午因为某些不好说的原因差点使放映中止甚至终止。我说屏幕里屏幕外，美术馆里，美术馆外都不是人间。我觉得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社会责任感和良心的人都会因为这部片子而愤慨的。崔子恩好像没太理解我的意思，他认为我更多的是同情和可怜那些小孩。其实我一直讨厌什么同情的泪水，那对我来说太廉价了。我想我的泪水是饱含愤怒的。我为这样一个没人性的政府感到愤怒和震惊。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首都。当然，孩子们并没有因环境的恶劣而感到悲观和绝望，他们仍然生气勃勃的嬉闹和上课。谁又忍心告诉他们真相呢？
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是孩子们在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们当中应该没有人知道自己已经被省略了，也没有人知道自己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这是一部影像和结构相对朴素的纪录片，我评价的时候也不想说太多我自己联想到的隐喻或者映射，其实被省略的不仅仅是影片中的那些孩子……
之前看过崔子恩的电影和书，觉得他的路子似乎有些局限，使得其他一些成就被忽略了。《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让我对崔子恩老师有了新的认识。
在这次放映中还有一部与教育有关的纪录片，徐罡的《立正，稍息……》，它说的是大学的军训。徐罡是一个出生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这次交流周上仅有的两个８０后作者之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他的作品与其他作者的作品气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没有太多沉重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片中有两个小兄弟玩一种类似于“碟仙”的游戏，一个人口里念一些“咒语”，另一个人的胳膊竟然真的慢慢的抬起来了。或许这是好事，让艺术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抛开那些乌七八糟让人心烦的东西，给人希望；或许是坏事，让艺术变得轻浮。
我经常与这次交流周自主放映单元的组织者仁雨聊这个话题。他同时也是本届交流周开幕影片《姐姐》的作者。
《姐姐》用差不多三个小时的篇幅讲述了仁雨的姐姐的生活状态。她离过婚，自杀过，后来留在了美国，有了一个美国丈夫。她把十几岁的女儿接到了美国，女儿处处和她作对，两个人之间的代沟越来越深。仁雨介入了这个家庭，他的身份是弟弟，小舅子，小舅和纪录片导演。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搅屎棍子”。他的介入使现实更残酷。他爱他姐姐，他想化解这个家庭的矛盾，但同时他也想拍一部纪录片。纪录片作者期待的绝对不是矛盾缓和。虽然片尾一家人开了家庭会议使矛盾有所化解，但这只是暂时的。
仁雨的外甥女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再加上正好十几岁，几乎是最叛逆的时期，不可避免会与家长产生分歧。她很想与小舅交流，她向小舅诉说妈妈的不对时也并没有用强硬的语气，而是把小舅当成了自己的朋友。她说妈妈不让拉窗帘，怕窗帘被晒黄了。其实她说这些话时虽然挺无奈，但还是有些调侃的意味。起初仁雨还会与他交流，后来因为她说她想杀妈妈，仁雨就不再理她了。以至于她在楼上哭着喊“小舅”，“小舅”时，仁雨站在楼下不去帮她。
仁雨的姐姐有一套宽敞的房子，有一个憨厚的美国丈夫，有一个聪明的女儿，在外人看来他们家真的不应该有太多矛盾。可见家庭关系与财产之类的因素没什么太大联系。其实只要深入到内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复杂的矛盾。《姐姐》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没有用什么夸张手法关注了看似和谐看似正常的普通家庭内部的矛盾。
仁雨在公共场合总是喜欢说话和辩论，其实他私下里和你低声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其实是个很细心很专心的雕刻时光和理想的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许大多数会在作品中反抗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影片过多的借助选材的特殊或政治因素，留下来的片子将更像新闻片，甚至是某些人的工具，或者不是党的走狗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姐姐》的题材选择的很平常，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家庭里也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样的题材要拍好只能心平气和的捕捉生活的细节。
有时候我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在城里都物质相对充足却没有快乐，表现的很压抑，很痛苦。而农村里的农民却活得相对快乐一些，起码不是整天愁眉苦脸。这些所谓的压力是来自社会，工作，还是自己。我想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必要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城市之外的人是怎么生活。
冯艳的《秉爱》的主人公是三峡库区的一位普通妇女。冯艳十几年前就开始拍纪录片了，还是《小川绅介的世界》的译者。或许因为和小川精神上的共鸣，《秉爱》也有着一种质朴而倔强的气质。片子虽然处在那样一个大背景下，这部片子的重心还是在秉爱身上。张秉爱的丈夫的身体不是很健康，她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生活重担。但是她平时没有抱怨什么，经常对着摄像机讲述自己的过去，讲述自己对城市和对城市女人的一些看法。有时候觉得她说的可笑，其实笑过之后觉得自己也挺可笑的。她家是钉子户，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六年过去了，村里一直没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第二期移民已经搬迁完毕，只有她家的房子在孤独的地矗立着。村干部也常去她家做工作，但她的态度比村干部都要强硬，她为此深感自豪。在她身上或许可以看到中国妇女或中国人少有的那种叛逆劲儿。她在房子周围种了很多玉米，都可能被大水淹没，但她的态度是水退去后再种。
其实《秉爱》背后还有许多故事的。例如有一次秉爱的儿子上学缺一些钱，委婉的向冯艳提出，冯艳拒绝了。秉爱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她可能一下子就感觉到某种失落或隔膜。后来秉爱的孩子没考上大学。拆迁干部答应只要她家把房子拆了便可以有一个当兵的名额。现在她的儿子已经可以赚钱了，一个月有几千块钱，据说她家今年就可以盖新房子。冯艳说现在可以援助她了，因为不存在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了。冯艳说拍摄结束后一直想让秉爱到北京到大城市看看，但是秉爱到了北京后，住在冯艳的家里，冯艳却处处感觉不对劲，但是她在秉爱家里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感觉一切都是无比的自然。
是不是我们离本真的生活太远了，假设有一份未被现代文明污染过，或污染不深的文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后会是什么表情？好奇，惊喜还是惊恐？
这次交流周上有一部顾桃拍摄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这是一部镜子式的纪录片，它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过去，或许是很远很远的过去。刚开始看这部纪录片时，“《北方纳努克》，嘻嘻”。我有这种感觉。看了几分钟便被它吸引住了。这部片子超越了一般的人类学纪录片，充满了审美化了的政治调侃，呈现出一种东方式暧昧的广度和深度，使本片有着一般人类学纪录片罕见的幽默感。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讲的是大兴安岭的使鹿鄂温克的生活情况。他们世代以打猎和饲养驯鹿为生，拥有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2003年，他们走出了大山，搬进了政府所建的定居点，禁猎也随之而来。一些人无法适应山下的生活又回到了山上，继续过他们本民族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丈夫的柳霞极度酗酒，每天醉醺醺的。她的生活基本上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她可以在公共场所大声地评价萨达姆，本拉登，说江**是个狗娘养的；下火车时，“拿一下！警察！”，让警察帮她拿东西；她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往死里打……她还是一个扎根于大自然的诗人，驯鹿轻轻的舔她的脸；她喝酒时对着小狗说，“干！”她随口都能朗诵出动人的诗篇——“太阳是我母亲，月亮是我父亲，星星是我儿子，天上都是我的。我能看到什么，鹿，驯鹿。我还能看到什么，雪，下雪……”
片中还有几个特别可爱的人，他们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都让人回味。盖房子时有人偷工，他们会说，“你糊弄共产党呢”。他们随手采摘野葱入餐，“大自然就是这么随便，葱都满地跑”。他们训练猎狗，“警察不能抓狗吧，狍子是狗抓的”。
导演在拍摄这部纪录片时似乎也被使鹿鄂温克人感染，镜头运用的也有了灵性。例如拍老人割兔肉，镜头先对准了兔肉，然后镜头慢慢的摇，屏幕中出现了一个狗的脑袋，狗在望眼欲穿的盯着兔肉，镜头接着摇，又摇出一个狗的脑袋……这样调皮的镜头应该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拍的出来。
这也许是一部让我会心微笑的纪录片。但是鄂温克人的生存状态是不容乐观的。千百年的传统在他们这一代断掉了，他们将和汉人一样住千篇一律的楼房，从事机械而重复的劳作。其实他们狩猎是非常有原则的，母兽和幼兽他们从来不捕杀，他们捕的是老弱病残。是贪婪的汉族偷猎者造成了现在的生态危机，政府禁猎禁的应该是汉人，鄂温克人是受害者。
汉人，被现代化武装起来的汉人。其实汉人自己的生存环境又好到哪里去呢。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同步已经导致了严重的道德失衡和资源失衡。城市中或者农村中的个体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面对生活，顺从或反抗着。有的人从来没有被关注过，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体。他们甚至能提前感知这个社会的变化。他们是城市里的打工者，“问题少年”，无业闲散人员，拾荒者，三轮车夫，艺术家，变性人……
《在城市里跳跃》说的是几个在城市里忙碌着自己的生活的打工者。有一个一心想为农民说话的理想主义者，他给打工者提供法律知识或心灵的安慰，还上过电视。有一个喜欢夸海口，极力想融入城市生活的传销者，有一个屡次辞职又屡次工作的农村小姑娘，有一个在城市想讨一个女朋友的内向的打工人。我们的媒体说他们是“可爱的人”，在建设着城市。但他们说自己是“傻得可爱的人”。他们坐着公交车路过夜色中的王府井，北京饭店，贵宾楼，公安部，最高法院，天安门……他们谈论城市中的人“像宠物一样靠别人养”。农村老家的老人说，“受累的伺候不受累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什么观念，农村就是种地。”接收信息的渠道多了，诱惑多了，又有几个农村的年轻人能呆的住呢？知识的缺乏和制度上的不完善或者说制度性歧视使他们只能如此在城市尴尬的活着。在片中见人便讲财富新观念的韩刚最后回到了农村，生了孩子，此时的他仿佛才像一个正常人。
《无定河》说的是陕北某城市中的三轮车夫。这部纪录片在放映期间闹了个笑话。有关部门把这部纪录片定位为禁片，禁止在公共场合放映。这一下子吊足了我的胃口。人的心理应该都是这样，不光是我，都想看到不能轻易看到的东西。后来与有关部门谈判和解，终于允许放映。我起初以为这部片子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阴谋，原来仅仅是片中的一个小女孩提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
《无定河》展现了两代人的生活。父辈每天劳碌着，又期望自己的儿女上大学，并以此为自己最大的荣耀。他们去拜神，说如果孩子考上一本捐给庙里三百，考上二本捐给庙里两百。另一个人说考上一本何止三百，两个三百也行。孩子能上大学成了父辈最大的精神寄托。女儿在人民大学临近毕业，简历投了五六十份没有找到一份工作。其实片中的人，或者我们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都不得不怀疑自己曾坚信过的价值观，只不过怀疑的程度有深有浅罢了。
张站庆纪录片《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的主人公大刚则属于那种基本上对生活不存在怀疑的，他对生活的态度索性就是“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不去想过去，不去想生活，在放荡中度过余生。我看这片子时一直偷着乐，我是笑大刚呢还是笑自己？在这部纪录片里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朋友的影子，甚至所有我见过的人，只不过大家都习惯了伪装。其实想想也挺没意思的，生活中的人们怎么会是那个样子呢。“一兴腐败两个字，他就下岗了，”所有的理想，观念都要重新定位。处在这样一个经济和价值观都在疯狂转型的时期，大刚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不痛苦，所以天天快乐。他到地下舞厅跳舞，十块钱三张月票可以玩两个月，甚至把搂一个女的得成本是几分钱都算的清清楚楚。他穿着西装革履，“全指着这张皮哄女的。”舞厅里都是些寂寞的中年男女，也有少数寻刺激的年轻人。有一次一个女人想去大刚家，大刚说没房子，于是去了女方家里。女人要求买安全套，要是六块钱。大刚口袋里不到十块钱，于是二人买了个红气球，“一扎，真好，玩得如鱼得水”。
其实大刚并不是像一般的混混，他觉得自己是个有文化的人，只不过不知道是社会的畸形还是自己的畸形，文化在现实面前都变了质。他说最美丽的语言都让坏男人说尽了，没人信了。当他对一个女人说自己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不是一个粗鲁的人。女人表示认同。这种认同一大半是因为性欲。大刚有一大群知识分子朋友，有的还是老师。他们平时都说自己是正经人，不乱搞，最后也都不得不让大刚帮忙找个小姐堕落一回。可能我见过大刚那样的人，所以我没有对大刚的行为表示惊讶。
其实导演把这些搬上银幕还是挺让男人没面子的，但我看到后还是很高兴。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放映结束后，我带着一脸幸福的坏笑去找导演谈心得，同在的还有铁杆观众丁老师，一个五十年代出生的叔叔，还有一个八十年代出生的穿短裙的女孩。丁老师提到了北京的周末俱乐部。他说知识分子的脑袋很发达，但是下面一定不发达。所以清华北大的很多教授都和老婆分居。有的男人头脑简单，但是那方面的能力特别强，所以很能招女人。周末俱乐部了里有很多不结婚的人，丁老师本身是个放不开的人，有一次抱到了一个女人，女人在他怀里睡得打呼噜，他矜持得一宿没睡。生于五十年代的那个白头发的叔叔也说这部纪录片说出了他们一代人的心声，说出了一代人理想幻灭后的困惑和无奈。我觉得这片子也不装腔作势。旁边的那个女孩惊讶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呈目瞪口呆状。在他面前有一个导演，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白发长者，一个长发青年，看起来都衣冠楚楚，竟然都和大刚有共鸣。
不止是那个女孩，好几个学者也不太理解《活着一分钟，快乐六十秒》中的那种生活状态，我觉得片中的那些人真的可以代表一大半男人。其实世上的人远不是用好或坏就能形容得了的，还好有纪录片，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远的人群，让我们认识别人，也认识自己。人们之间似乎都有了壁垒，不同领域的人很难有真正的沟通。没有了沟通，人们便活在主观的猜测和臆断中。有时候拍摄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虽然作者的意图很明确，不是为了沟通，而是为了拍纪录片。
胡刘斌的《哈佛女孩》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在坐牢，母亲的精神方面有问题。她被社区送到专门收养这种处境的孩子的学校。在那里，他她和老师和同学都格格不入，甚至还自杀过。她应该算是人们说的“问题少年”吧。其实她的性格的形成与家庭有直接关系。虽然片中没有提及。她父亲坐牢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女儿小的时候猥亵自己的女儿。胡刘斌拍摄到了女孩去监狱探监的过程，女孩百感交集。她一肚子苦水能对谁说？她说，“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肯定是有目的的。”她连自己的父亲都没办法相信她还能去相信谁？学校的老师其实对她不错，多给她香皂和花露水，但是缺少一种真正的沟通，包括影片中的那个专家，也根本不可能与女孩有实质的沟通。最后女孩离家出走了，谁也不知道去向。
对于这样的纪录片，观众如果还要从电影技术或者艺术的角度看，这样的观众是很没人性的。有人对片中导演给女孩买蛋糕这一细节提出质疑，说作者不能介入。其实那些技术，理论，艺术都是功利的，包括拍纪录片也是功利的。这么说又有些伤感情。我觉得看这样的纪录片应该认真的聆听主人公说话。这个时代的人太浮躁了，有几个人还有时间和心思去听别人诉说呢？导演在片尾也说，电影并不那么伟大，它是有局限性的。我个人也拍过类似题材的纪录片，我可以把自己说的很好，说自己和别人沟通，有什么什么责任感。其实拍片就是一项功利的行为。把这些片子放给别人看是对被拍摄者的伤害。我拍摄的时候确实和被拍摄者有很好的交流，但我不知道我不拍纪录片的时候还会不会与他沟通。
这次交流周我带去了一个十五分钟的短片，《我去了北京》，是2005年拍的《我想去北京》的续集。在《我想去北京》中，主人公与学校格格不入，想去北京的那些艺术院校听几节课，圆自己的艺术梦。但是他家里不宽裕，所以他决定骑自行车去北京。他用尺子在地图上量从山东某县城到北京的距离，然后画出了路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去北京。《我去了北京》拍摄与2007年初。他去了北京，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觉得就是那么回事。他在南方某城市的学校上学，由于压抑，在网络上联系了一个妇女，并与之发生了关系。从那之后他发觉自己身体的免疫能力急剧下降，他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
其实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苦是爱略特《空心人》中说的那种连毁灭都无法有轰轰烈烈的巨响，只能发出像放屁那样的声音的感觉。这代人从一出生便面临着大大小小的改革，还面临着国家的开放。各种文化和思想的碰撞让很多人的心里都没了底儿。于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疯狂的改变，改变着城市格局，改变着饮食习惯，改变对真理的认识，或者，改变自己的性别。
《蝶变》说的便是改变，用最快的速度改变。三个男人想变成女人，有两个完成了手术，另一个迫于各种压力没有完成。导演王逸人说自己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蝶变》开头有几段手术录像，就凭这些影像也足以让外人慎重的考虑变性手术。影片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说变性，另一条是长春市一座大桥的拆除。两条线索相互交错，个人和社会都在用最快的手段改变着自己的外形，不顾及本质，也不顾及改变后的结果。变性人之一“可儿”说，不是我与上帝挑战，是上帝弄错了，给了我一个男人的躯壳和女人的心理。我对变性坚决持反对态度，但我不不得不佩服他们改变自己的勇气。
王逸人在影片中说这部纪录片改变了他的生活，当纪录片拍摄完之后他又要回到无意义的生活中去。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正常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