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没有曙光，台湾可有乐生？

从这个观点来理解，我想马国明的「曙光书店」从70年代学运后期成立，一路走来近30年，其扮演的角色除了片中其它受访者所言之外，或许还有一个意义值得被讨论或标记：它提供了香港文化界许多外来的异质养分，使得这些异质分子在各阶段的政治斗争及社会变动中仍然能够存在而不被滤掉。
这些运动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即影片中有谓「位置之战」﹞一开始虽然总是殖民者的统治伎俩，但本土的力量往往也会藉由既有的框架或架构取代殖民者的位置，而以另一套状似本土其实骨子里仍是一样的逻辑来加以操作。
﹝同样地，台湾自政党轮替以来这样的例子一点也不比香港少！﹞

这样一来便可明白为何1997年中共改革派副总理李瑞环会提出所谓「茶垢」理论来警告党内强硬派：香港及其价值就如茶垢，「只有外行人才会买下一个珍贵的宜兴茶壶而把茶垢洗掉。」
「曙光书店」正是让茶壶发出珍贵香味的茶垢的一部分，这也正是它的存在且值得被拍成记录片的价值。

至于为何是马国明，又为何是班雅明，甚至为何是江琼珠，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我自己是这么看的：影片中不仅让许多与书店深刻相关的人说出他们在曙光曾经发生的故事，马国明也说出自己开办曙光的故事，而江琼珠则是以细微的影像视角拾掇起一个又一个关于这许多记忆的碎片──没了灯管的日光灯座、破碎的玻璃桌垫下的单据、逐渐空闲但依旧勇健的书架、斑驳的书店招牌以及结尾那条「单行道」──说出关于这间书店以及书店老板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故事。
他们都是班雅明所谓「说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试图在现实最不起眼的地方，抓住历史的形象」﹝汉纳鄂伦「黑暗时代群像」﹞。
根据班雅明的说法，口耳相传、经验代代传递的口语叙事，与小说的封闭想象的叙事方式完全不同，而新闻报导又与这二者完全不同，并且深深危害以上二者。
新闻报导要求精确，要求客观平衡，并且总是认为阅听者对每个事件都需要一个合乎科学理性的解答，这些要求与迷思完全与叙事本质相违背，但它又因为信息的实用性及接近性而能获得最多阅听人众，其效应则是人们口语叙事的能力逐渐丧失，对语言背后所能启发的想象力也跟着逐渐丧失。
一旦新闻只剩下「大事记」，不但剥夺了我们的历史，也剥夺了我们的故事，甚至剥夺了我们说故事的能力。
香港失去了「曙光」，万幸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而我们在为了「留下乐生」而运动并抗争时，不也是同时为了留下那许多动人的故事？
香港影评人、知名作家汤祯兆说：「马老板与本雅明在本土文化界的对倒，实在万二分有启发性。……今天本雅明居于香港文化论述的潮流尖端，曙光则在光环之外默默告退──两者都是马老板为我们带来的珍贵礼物」，诚哉斯言！汉纳鄂伦在「黑暗时代群像」里指出班雅明在生前死后的声名差距之大，似乎命运中总有个让他自小就饱受困扰的「驼背小人」；马国明一个人为曙光奋斗28年，到了结束关门的时候才有人来为他拍了这部弥足珍贵的纪录片，命运中怕也有个「驼背小人」？尤其班雅明也曾想过要成为一家二手书店的老板，只是他没有马国明幸运！

有趣的是当体贴的导演江琼珠担心他难以面对书店关门之后的空虚萧索，还在拍摄结束之后一通电话打去慰问，不料一派轻松的马国明说他只是很心急赶回家吃饭，这大概也是班雅明式的作风：「对所有诅咒报之以祝福。」
从香港回望台湾，不禁想起乐生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个诅咒，现在该是让它成为祝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