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独立如何电影？
“你拿了几个奖了”
2月初，北京一场关于独立电影的小型酒会上，李红旗编剧并导演的故事片《
简单的封面上，最打眼的，是赫然印着该剧在“洛迦顿国际电影节”、“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节”等10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的奖项。
与之相对应的，是《
独立电影发行人、北京
因此将作品拿到国际电影节中参展、获奖，已经成为国内独立电影制作者推广自己作品的最主要方式。
独立电影的概念，最初是指由拍摄者自筹资金，独立创作的电影作品。如今，随着“独立”概念的逐渐泛化，“独立电影”的界限也渐趋模糊，主要用来定位区别于“主流”、“商业”电影的电影风格。不过，经济上独立、思想表达自由和创作上摆脱国家制片体系等，仍旧是其基本标准。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中国至今，中国独立电影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已属较多。同时，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开始获得较高国际声誉。这其中，国际电影节功不可没。
酒会上，灯光幽暗，着装前卫的青年男女三三两两分坐，低声交谈。
“你拿了几个奖了？”刚毕业两年的年轻人杨瑾被反复问及。
2004年，他拍摄的故事片《
“你别采访我。”他有些腼腆地笑着，然后迅速报出三五个人名，“你应该找找这些人，他们都是牛人，拿的都是大奖。”
“不错了，第一部片子就这样，有个著名导演拿的第一个奖和你完全一样。”旁边有人鼓励。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言谈中，“拿奖”，成了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国外大大小小电影节的名称，时时蹦出。除了微薄的奖金，对许多中国电影人来说，获得国外电影节的认可，是自己作品得到认可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
不过，只限于国际电影节。一提起“金鸡”、“百花”这些国内电影大奖，几个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不约而同在腮上拱出个笑容来：“那哪儿是我们去的呀。”
“国内官方电影节的一些规则，先天就决定了‘独立电影’无法在其中出现。”一位影评人表示。
这个规则就是：参加这些官方电影节的电影，首先必须是经过相关机构审批，有拍摄许可的作品。一些导演用“合法”这两个字形容这类作品。而仅此一条，就把绝大多数民间自发拍摄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拒之门外。
“一个国家电影节对电影的选择，本身体现着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态度。”作为经验丰富的策展人，朱日坤对国外电影节的独立性印象深刻。他们大多有自己的基金和自己的管理系统，评价上也不依附于任何机构，而是由评委和选片人主持。
在他看来，国内的电影节则不同，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电影管理机构权力的延伸。而标榜“独立精神”、“独立制作”的这一批民间作品，由此失去了在国内宣传自己的最佳舞台。
“谁不想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
事实上，独立电影在国内失去的舞台，并不只是电影节。朱日坤说：“目前的中国独立电影，正受到传播的限制和商业化的夹击。”
“一部电影作品创作完成后，首先要进入评价系统。这个评价系统除了电影节，就是各种影评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他表示，与国外许多专业的电影报刊相比，国内甚至还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影评杂志。而独立电影也经常遭遇“不和你玩儿”的冷遇，相关评论，很少出现。
朱日坤认为，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因为许多独立电影无法获得正式传播许可，或涉及有关部门不喜欢的话题，许多媒体往往有意规避对其进行评价。而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化对媒体的冲击。
他清楚记得，2004年前后，纪录片作为一种很时尚的行为，形成一股热潮。当时，许多媒体对一些民间制作纪录片争相采访报道，十分热闹。不过，这股热潮转瞬即逝，媒体也随即失去兴趣。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一部商业大片出来以前，因为有相应宣传经费，几乎所有报纸杂志的娱乐版都在连篇累牍报道。”媒体和影评人的趋利性，让朱日坤感到无奈。
与评价系统的式微相比，发行渠道的堵塞，对独立电影的影响更加致命。
因为未经过审批的程序，加上娱乐性低，大多数独立电影作品都不会被购买，因而无法获得在电影院、电视台播放的机会。
一方面，这使该类影片得不到经济回报。另一方面，失去这一最有效的传播渠道，独立电影尤显冷落。
在许多国家，存在专门放映独立制作纪录片的小规模私人电影院。一些优秀的纪录片，也可以进入大型院线。许多影院是既放商业电影也放“小众”纪录片的。
而这种情况，由于电影审查制度的存在，在中国不可能出现。相反，许多中国纪录片在国外通过成熟的电影体系的运作，经常被院线购买放映，并且获得不错的票房。
既然失去了官方的公开传播机会，一些电影人便通过私人电影节和展览，进行民间传播的努力。朱日坤的
然而连这样的民间努力，也脚步踉跄。四届交流周过后，朱日坤疲惫不已。
首先是钱的问题。因为没有经济效益，很少有机构愿意赞助交流周。有些企业曾经找到朱日坤，希望通过交流周的活动，作商业广告。出于对“独立”品质的爱惜，他都拒绝了。每次怀揣着“讨来”的一两万块钱办电影展，他都要再搭进去一些。
而各种阻碍，也总是伴随着电影展的过程。2004年，他们与北京某半官方机构合办第三届纪录片交流周。原定进行两周的放映刚进行到第三天，该机构的一名负责人知道了所放片子的内容，“害怕出什么问题”，强行中止了合作。
类似经验还有很多：几乎每次放映，都会有相关部门的人到场“监督”，甚至出动警察禁止放映。
种种原因大大限制了民间拍摄的独立电影的传播。杨瑾的《
“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这就够了。”许多独立电影的制作者“嘴硬”地表示。但在这次酒会上，一名年轻导演被逼急了，怒喝：“谁不想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可我没办法啊！我怎么办？”
“什么是独立”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由北京中唱时代音像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
尽管没有经过审批，但是通过与相关出版社的合作发行，一部分独立电影的精品，也得以进入市场流通。此前，纪录片《
“这的确是钻了制度的空子。”一位发行人私下承认。不过他认为，这是个善意的“空子”，只是想为中国电影“做些事情”。
民间电影制作和电影审查制度之间的博弈，处处可见。主动放弃进入审批程序，成了许多独立电影制作者的惯性选择。
相关人士称，其中一个原因，是管理机构的“胃口”，和这些纪录片的内容相去甚远。
一位制片人表示，因为纪录片关注的经常是民工、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或市井生活，所以经常被扣上“丑化国情”等帽子，勒令反复修改。
“甚至有时候，你所用的一个手法他们没看懂，也会认为你的电影有问题，要修改。”他说。
自己的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这是许多电影人无法接受的。因此，许多人不再走这个程序，而这一习惯又被许多新入行的电影制作者延续下来。
不仅是刚性的行政压力，对独立电影也有一些似乎更温和、更学理性的质疑，认为它们过于关注边缘人，不够主流。对此，朱日坤很笃定地说，农民、残疾人等关注对象“并不是边缘人，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其实占很大比重”。他认为，动辄把某个群体归为“边缘”，反映了一些人的无知和傲慢。
另一个原因则似乎简单得多。一名独立电影人在网络论坛留言称：我拿出很少的钱，用自己的DV，随便找几个演员，拍了一个东西，恰好这个东西的长度和电影接近，难道我也需要审批吗？
对此，朱日坤表示，许多人开始尝试独立电影制作时，心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只是“有话要说”，就拿起机器开始拍。
随着制作影像作品的手段越来越简单，成本越来越低廉，其门槛也越来越低，“僵化的审批程序已经很难适应对所有拍摄行为进行管理，甚至根本就成了对拍摄行为的一种限制”。
不过，管理部门也正在逐渐改变自己的管理办法。不久前，中国电影基金会宣布对贾樟柯等16名导演进行资助。朱日坤注意到了这条消息，但在他和周围一些朋友看来，这可以视为对这批电影人的“招安”。
事实上，面对电影审查制度，独立电影制作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人固守着民间的拍摄方式，另一批人则进入“主流”，并开始商业电影的制作。
独立电影导演段锦川以前喜欢用“独立制片”这一名词，如今却不用了。他认为，这个词在使用过程中，“被染上了意识形态色彩，并成了一种姿态”，结果，讨论电影，往往不是从艺术本身，而是从姿态上进行。
“什么是独立？”《
“真正的独立是精神上的，而不是一种姿态。”他说，“而且，拍电影要对投资方负责，要盈利的。”
而另一位独立电影制片人则忧虑，转投商业电影的导演，“给年轻人带了个很坏的风气”。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制片人为这些导演总结了一个“套路”：先拍独立纪录片，到国外赚名声；出名以后，争取国外电影基金的赞助，拍两部片子；然后被人看好，拉赞助，回国拍“大片”。
他担心，“这样的风气蔓延开，真正潜心搞创作的人，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