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展志愿者

志工台湾有感

我读了一篇名为「志工台湾的实践」（见附录）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去年的台湾纪录片双年展而写，文中暴露了某部分影展对待志工的轻忽态度，也稍稍提到了国外影展的志工制度。
   看完之后，我对于这些志工们抛出热情去成就一个活动，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对待，心底不仅有着许多感触，也勾起了过去某个相当不愉快的经验。
   几乎每到了影展时节，或是几部国片即将上映之时，网络上便会出现征求志工或是驻校代表的大量讯息。这些活动无论在现场的配置，或是营销的层面上（尤其是校园内），都需要非常大量的人力人脉来支持。于是在预算吃紧的状况下，志工招募就成了必然的例行事。
      对电影的有志者来说，「电影志工」的吸引力或许在于终于有了能对电影尽份心力的机会，也或许意味着有了能够与大师偶像面对面的可能，又或许代表了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电影营销（策展）的流程…。有偿无偿其实早已不是重点，热血要流往对的方向，那才不枉青春。
    最近正好有个例子，蔡明亮导演的新片《黑眼圈》即将在三月上映，而早在一月份征求各大专院校驻校代表的讯息就已在网络上张贴。许多国片业者对这套校园营销方式并不陌生，担任驻校代表的社团（个人）的任务便是要在校内进行宣传联系与卖票。
       记得当时是2003年，蔡明亮正要推出短片《天桥不见了》，我担任某校的驻校代表，负责在校内处理一切宣传事宜，包括张贴海报、散布讯息、发售预售票…等等。而之所以会答应这份任务，原因除了对蔡明亮的崇敬与想为国片尽一份心力外，更深层的目的是希望藉此吸收更多的电影养份。
       纵然售票的成绩还算满意，但在完成任务后，我却感到莫名的沮丧和失望。这无关报酬，而是在那鬼打墙般的接电话、约地点、一手交钱、一手交票过程里，无论对上对下，我都彷佛只是个纯粹的售票机器人（小弟）。既学习不到任何关于电影营销的经验，也好似不被电影公司尊重。唯一有的，是热情的内耗。
       不知道为什么，在与电影公司沟通的过程里，一直给了我种卖票这事就是我理所当然义务的错觉（怎么会这样呢，为电影付出并不是我所亏欠的或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呀！）。也因此，当时的我一点也不对自己推广台湾电影的作为感到自豪，相反地，甚至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若要说的更重一些，我会认为我的热情被剥削利用了。
     我相信愿意投入志工的人们都有着非常热情。我们也许经验不足，专业能力不足，但我们有心，对电影有共同的美好想象，因而才愿意付出，与所有人「一起」完成这一件件在心目中有着伟大意义的重要任务。
       这次经验后，每每我看见了招募国片驻校代表的讯息便会心惊一下，担忧着对电影怀抱憧憬和热情的年轻学子，假如遇上了（仍是）如此奇怪的电影营销态度与方式，不知是否会对电影大环境感到伤心和失望。
       而关于影展的志工，记得我去听过一场关于影展的讲座，主讲者特别把「志工制度」提出来谈论，并以韩国釜山影展为例。
已有着相当规模的釜山影展，志工数量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还有很多人为此抢破了头。因为在当地，只要你有了这个国际影展所颁发的志工证书，那便代表着你的工作能力受到肯定，并有着一定的水平。
       这么说来确实带了点功利主义色彩，但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新鲜人来说，这张证书远比回忆更大的功能在于，它往往是公司主管是否录取你的关键，对往后的工作生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此外，我去过的日本山形影展就显得不太一样。参与的志工们大多是想体验影展的气氛。有的志工不可自拔，一做就是好几年，每次都会定期回来；有的志工则渐渐变成了专业的影展工作人员。特别的是，山形影展让我感觉到他们是有意识地在栽培这些有心志工，尤其是年轻人。（而且他们的志工真的都超亲切热情，有时候还会自掏腰包送礼或请我们吃东西。这些志工除了可以免费看电影外，却是还得自己搞定食宿和交通费，但影展仍有200多个志工。）
         看见山形影展的志工们每次都愿意像候鸟般自动返巢，就也不难理解影展单位在对待这群辛苦的奉献者时，是如何的给予重视和尊重。
        志工当然不是无偿的劳力，而是更应该被尊重、被表扬的伟大精神。
       大部分的时候，电影整体环境的不佳实在不能成为任何诉求同情的借口。热情不是永远万岁，艺术也不是就该无敌至上，读了「志工台湾的实践」，又见识了国外影展的志工制度，反观台湾，我想真的有很多地方需要省思检讨。

附：志工台湾的实践

作者：白长轩、陈育青（2006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志工）

2006年10月27日，138颗热扑扑的心聚在国立台湾美术馆。他们之间有很多不同，来自校园、职场、家庭；年龄从16岁到60岁，但他们有着相同的愿望—为首次在台中举办的国际性影展贡献一己之力。为期十天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这群志工展现了在翻译、票务、场控、摄影、接待各方面的专业精神。虽然他们不比才华洋溢的导演重要、不比社会名流风光耀眼，但若是少了他们，影展势必无法顺畅运作，「公民参与」的精神也无法彰显。

影展前的志工培训，国美馆承诺要在影展结束颁给每一位志工一纸感谢状（证明书）。

对参加推荐甄试的学子来说，感谢状是一项很好的社会参与证明；也代表一段珍贵的记忆、一则付出与感谢的互动

然而，理应在影展结束当天颁发的证明，却迟迟不见踪影。志工们耗费时间与精神，不仅分毫未取，甚且因忙碌误餐，没有人仅为得到一张纸而投身志工行列，然而大家在乎的是，国美馆的承诺有没有实现？

一个月、两个月过了，志工每每致电国美馆询问，得到的答案都是「需要加盖戳印要行文给上层」，是怎么样重大的决策需要行文两个月上达天听？

如果国美馆需要大量免费的劳力而招募志工，却吝于花一点时间处理这么基本的事情，对馆方的诚信是很大的伤害，最重要的是，以推动艺文教育为职志的国家级美术馆，在处事态度上显然对毫无行政影响力的志工失之偏颇，是对近年来倡导「志工台湾」背道而驰的反教育。

日本的山形影展、韩国的釜山影展，都因其优秀的志工团队闻名，影展尊重志工，他们便贡献以最大的热诚，如此良性互动方可招募到更多的志愿者，也更提升服务的水平。

电话打了、信也写了，心快死了，终于在影展结束的第74天，收到挂号信。馆长的落款日期是九十五年十一月五日，影展结束当天，真不知道漫长的74天中，这纸感谢状经历了如何困难的行政流程？

我们没有因此浇熄继续从事志工的热情，只想说，志工应该被尊重，而非敷衍。志工不是无偿的劳力，是人类利他奉献最可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