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纪录片《有怪兽》
准星对正─试评纪录片《
小学的时候,同学间总爱互相嬉戏打闹,最常见的就是骂人了。通常为了解决被骂的尴尬与不满,我常带着不屑的神情说:「哼,骂人骂到你自己!」,同学们感觉到了愤怒的温度,或是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宜,也就乖乖的闭嘴了。
可是台湾媒体可不是这么一回事。日前看了公共电视播出了探讨台湾媒体乱象的纪录片《
之所以会联想至此,是由于《
自台湾纪录片发展以来,80年代随着摄影机的变革(主要是可携式摄影机ENG的诞生),纪录片题材才逐渐从70年代原本压抑的浪漫乡土情怀,转变为能够外拍关注底层人民,纪录许多社会运动现场。于此,纪录片被引介为对抗威权的武器,暴露了许多不公不义的真相,使得纪录片拥有了「正义」的形象,摄影机则彷佛一只能穿透谎言的放大镜。
《
假如这些辛苦收集的资料与访谈像是一发发威力强大的子弹,那么在纪录片这把枪上,导演扮演的应该是「准星」,领着子弹瞄准乱源的要害才是。
我并不怀疑《
纪录片从「问题意识」出发固然值得称许,公共电视所制作的纪录片一直以来是台湾少数有意识的针对社会现象而做出犀利批判的,而它确实也是台湾资源最丰的纪录片摄制厂,只是往往在批判性纪录片的结局上,却常采取一种逃避、退缩的封闭式做法。
在柯金源探讨台湾15年来天灾人祸的纪录片《
利用许多灾难影像建立起来的辛苦论述却得到这种近乎废话的薄弱结论,不免让人有点失望,说穿了不需要去推论分析也能得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单单只是深度不足,当结论如此迂回缺少力道时,同时也把影片的议题层次限制住了,没有进一步探究的机会。假若能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局,把句点换成逗点,或许可以激荡出更多意想不到的火花。
公共电视纪录片的局限在于「纪录观点」节目的时间长短,(有也人说公共电视的主要观众群是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因此影片力求安全保守,我个人不太同意。)当洞察社会现象的纪录片工作者们有着野心,企图想要解开一层层结构性社会乱象时,这顶多60分钟的限制绝对是公视纪录片深度不足或必须妥协的最大肇因。
除此之外,《
台湾媒体的确像只怪兽啃食着大家的生活,纵然媒体怪兽的诞生也算是一种自作自受的下场,但我希望纪录片永远不会是核武,不会是更夸张恐怖的毁灭性武器。因为一旦如此,我们的社会将会是极度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