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好人》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之下，亦有今年国产小成本制作纷纭迭出的黑色幽默色彩，它的电影语言再无贾樟柯在《任逍遥》、《世界》中的晦涩，流畅自如，尽管不是商业片形式的直白浅显，但与普通观众的贴近非常明显。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取得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他浮出“地面”之后的第二部作品，不仅得到了威尼斯金狮奖的权威肯定，同时也用作品的实际质量证明了他确实在不断进步。
《三峡好人》里的两段故事都与“寻人”有关，但贾樟柯最想表现的还是三峡地区的拆迁与淹没。
大主题
“变迁”奠定厚重基调
“变迁”是贾樟柯关注并且善于表达的主题，他被誉为“平民史诗”的作品《站台》就是一部关于变迁的电影。同样，《三峡好人》也是被放在时代变迁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令整部作品的格局完全不同，才令那些断壁残垣都仿佛被导演深情的目光凝视着，也触动了银幕下同样见证和经历着这些变迁的我们。
《三峡好人》同样令我想起了另一部和三峡有关的电影，章明的《巫山云雨》，那是1995年的作品。那部作品的空气中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压抑和未来的茫然控制住了片中的主人公。而到了《三峡好人》，当时人们所未知的未来已成为现实，一部分市镇已经消失在水下，城市一片废墟，而两位来自北方的主人公三明和沈红分别来到这个南方的城市，寻找他们想要寻找的人。
三峡地区的城市和人口的变迁移动成为这两个主人公各自故事的背景，在那么多人背井离乡的大变动下，他们个人的寻找显得那么漫无方向而微不足道。
一个两千多年的城市在两年之中消失了，两个人无法找到又算什么呢？应该说，如果没有三峡这个大背景，贾樟柯的这部作品不会具有那么厚重的意味，敏锐地抓住并且巧妙地运用了这个背景，是贾樟柯作为一个关注时代本质的年轻导演的才能和智慧。
小人物
底层角色更有生命力
在找到了适当的背景之后，镜头下的主人公很自然地拥有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三明和沈红的两个故事相互呼应、对比，对于两个不同的阶层，贾樟柯明显采用了两种态度。
相比三明，沈红的故事在处理上显然并没有将实际上存在的力量完全激发出来。
对以三明为代表的一群建筑工人的表现，是贾樟柯在《三峡好人》中真正寻求到的突破点。在他以往关注的平民题材中，小武被铐在路边，《站台》是无语的开放式结尾，《任逍遥》是更年轻一代面对时代的无奈感，《世界》则是小镇青年进入城市之后的迷失，可以说过去的贾樟柯看到了与他一样的县城兄弟的卑微命运，他的目光一样充满感情和悲痛，但是他并未看到或是意识到他们身上的生命力。
但在《三峡好人》中，在巨大的个人无法抵抗的变迁中，“三明们”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可以说是整个无奈的时代里惟一闪光的希望。
也因此，三明的故事魅力大大超越了沈红，职业演员赵涛在一群非职业演员中的表演，我个人认为是并不成功的。至少沈红第一次和丈夫郭斌打照面时的状态就完全输给了并非职业演员的对方，这种类似直觉一般的反应是几乎没有办法控制的，之后两人跳舞的一段赵涛的表现倒又扳回几分。
结尾，三明带着一群兄弟离开这片废墟展开更为辛苦危险的煤矿之行，依然充满沉重感，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的前进。
新视角
超现实处理增添异色
《三峡好人》的几处超现实处理是必然被注意到的，三明和沈红同时看到的飞碟，如火箭般飞起的高塔，还有结尾时三明回头看到有人在废弃的高楼间走钢丝。这些超现实的镜头在这部接近纪录片风格的电影中是如此突显，以至于无法忽略。它们的真实意义当然是无从解释的，甚至在未来它们也许会被无限过度阐释。我认为这些超现实镜头的出现至少并没有破坏影片整体的氛围，因为片中本来就有许多黑色幽默的片段具有脱离现实的意味，与之相辅相成倒有几分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些幽默之处带有几分荒诞的无奈，过于现实的境况产生了不够现实的情景，超现实的场景或许代表着主人公内心超越现实的渴望，但又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是全片最复杂最难以说清的矛盾之处。
年中出现的《疯狂的石头》和年底上映的《三峡好人》可以说是今年国产小成本制作的代表之作，让商业的更商业，让艺术的更艺术，本质上的彻底也许揭示了这两部作品成功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