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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对话侯孝贤

2006-12-21 10:59  来源:新浪 作者: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贾樟柯就《三峡好人》对话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坦言受侯孝贤影像风格影响。

  侯:《三峡好人》跟纪绿处《》是不一样的?


  贾:不一样。本来是先拍《》,折了十来天,又想拍故事片。


    侯:是因为接触到那地方,才开始有动力?


  贾:对。因为拍纪绿片的过程里,每天晚上睡觉都有好多剧情的想像。那地方、那空间、人的样子,都跟我们北方不一样,生存的压力也不一样。在北京或者山西,人的家里再究也有一些家电,有一些箱子、柜子、家具,三峡是家徒四壁,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侯:我想像中也是这样,先接触,之后开始有想法。


  我在《小武》里看到你对演员、对题材的处理有个直觉,那是你累积出来的,但《小武》受到重视后,你想一股脑把想过的东西全呈现出来,就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到空间,形式上去,反而太用力、太著迹了。不过到《三峡》又是活生生的人,是现实情境下的直接反应,这反应呈现了当初拍《小武》的能量。你变了,回到从前了。


  贾:《小武》到《三峡》之间拍了三部片,我是有种负担感。


  《小武》里面,我特别关心人的生理性带来的感动,之后,基本上考虑人在历史、在人际关系里的位置,人的魅力少了一些。


  到三峡之后,阳光爆晒着我们,这对天气的直接反应都能帮我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特别去了折迁的废墟,看到那里的人用手一块砖、一块砖折,把那城市消失掉,境头里的人感染了我,我在城市里耗掉的野性、血性,回去一碰,又粘著了。好像在创作上粘了一个穴,原来死的穴道又奔腾起来。


  侯:所以创作光自已想像不够,还需要《现实》。


  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海上花》之后,我等于是等人出题我来应。应题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想拍什么,也无所谓拍什么,但你有技术在身、累积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人家给个题目,你就剪载这个题目。从创作上来讲,这阶段也满有趣的。


  生命印记,请出来就有力量


  贾:在我学习电影有过程里,《风来的人》给我很大的启发。九五年我在电影学院看完那部片之后整个人傻掉,因为我觉得亲切,不知道为什么象拍我老家的朋友一样,但它是讲台湾青年的故事。


  后来我明白一个东西,就是个人生命的印记、经验,把它讲术出来就有力量。我们这个文化里,特别我这一代,一出生就已经是文革,当时国内的艺术基本上就是传奇加通俗,这是革命文艺的基本要素。通俗是为了传递给最底层的人,传奇是为了没有日常生活、没有个人,只留一个大的寓言。像《白毛女》这种故事,讲一个女的在山油里过了三十年,头发白报,最后共产党把她救出来……..中间一点日常生活、世俗生活都没有,跟个人的生命感受没有关系。


  但是看完《风柜》之后,我觉得亲切、熟悉。后来看《悲情城市》,虽然《二八八》那事件我一点不明白,看的时侯还是能吸进去,就像看书法一样。您的电影方法、叙事语言,我是有学习、传承的。


  侯:创作基本上跟你最早接触的东西有关,你的创作就从那里来。像我受文学影响很大,因为开始有自觉的时侯,看的是陈映真的书。《将军族》、《铃铛花》、《山路》,讲的是白色恐怖时侯,受国民党压制的人的状态,所以我对历史才产生一种角度、一种态度。


  但这时期对我来讲,过了,过了之后,我有兴趣的还是人本身。拍完《海上花》之后,我想回到现代,记录现代看人的角度,《千禧曼波》、《咖啡时光》,到最近拍法国片《红气球》都是这样。


  调节类型传统与抒情言志


  侯:近来我开始了解到,拍片除了兴趣之外,还有现实。现实就是世界电影的走向,这走向以戏剧性为主。但中国人讲究的不是说故事的from,是抒情言志的from,是竟境,所以我们追求的美学跟现实上一般人能接受的东西不同。


  贾:在中国也有这个问题,。从文明戏过来,中国人看电影有习惯就是看戏,电影是戏。一般普通大看电影,戏剧性的要求特别高,戏剧的质量他不管,只要是戏剧他就喜欢,情节破绽百出他也无所谓,只要是戏剧他就欢心。其它气质的电影很难跟这个传统对抗。


  侯:西方的电影传承自戏剧、舞台,这个传统太强大。就影像叙事的方式非常自由。但有了声音之后,电影回规戏剧,。连编剧都搅舞台编剧人才,重心完全在戏剧性上。这种情热下,你可以说,我要坚持属于我的叙事方式,这方式在古早的《诗经》里,在明志不在故事,但这要讲现代人理解很难因为他们已受西方戏剧影响太多。


  现在是这种区势,没办法改变。不过,假使你理解这个from,这是能在这里找到空间,去调节戏剧传统与抒情言志的比例,这空间基本上就是东西融合了。


  去掉不必要的鸿沟


  贾:我觉得电影这个材料也不断受到新发明影视,比如说DVD,电子游戏、卫星电视。像我看台湾的电视,觉得丰富多彩,有各种案件、政治人物的冲突,整个社会已经那样戏剧化了,你怎么做电影呢?好像没必要看电影了。但我看一些导演也能找到方法把自已的意见结合到头型电影里,把自已的东西用壮举型来包装。必竟头型元素有很多是很受欢迎的。


  侯:真正好的头型还是从真实出发的,最终要回到真实。


  贾:我记得上次在北京,您谈到一个东西我印像很深刻,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讲最多的东西》。我自已的理解,所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跟普通大众之间不必要的鸿沟。


  侯:对,就是《直接面对》。叙事的焦点拍一下抓到,变成一种节奏感,反映你对事物观察的吸收跟反思。不过,我感觉简单而深圳特区刻很困难。简单,所以人人看得懂,但同时又竟义深刻,这不容易。


  贾:简单就是形式上的直接吧。比如我们看一九四零年代末意大利新写出真主导演的作品,它们跟公主的关系就很密切,公主都很喜欢看,像《单车贼》这样一部片,就证明公主接受的东西跟深刻内涵是不矛盾的。费里尼的《道路》也有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的部分。


  但总体来说,我们对电影主题和形式的考量,是有太多迷雾在里面。必须重新找到一个直接、简单的方法。


  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贾:您怎么看台湾新导演的作品?


  侯:他们从小看很多电影,所以一拍电影就迷失在电影里,变成拍《电影中的电影》,确切的生活和感受反而不是知道太多,不清楚自已的位置。其实也不全是位置的问题,就是不够强悍,随时会在形式、内容上受到影像传统影响。要是够强悍,相信什么就该拍什么。


  贾: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我开始工作的时侯差不多是第五代导演开始转型的时侯,在中国有很多争论。那时在大陆,电影的文化价值被眨得一无是处,基本上就在强调工业的重要性,特别是投资多少、产出多少。我觉得悲衰,因为一部电影放映以后,人们不谈那电影本身要传达的东西,都围绕着谈跟产业有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做导演“有搞体”很重要,要一个强大的自已,不被其他东西影响。电影最初就是难耍,难耍就要有游戏感,从事这工作得为快感,不为太多背后的东西,还原最初的简单心态。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像您刚说的,我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才又重新找回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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