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

三年前，在黄亭子读到扬米巴的《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这个标题至今记忆犹新；两天前，在西雅图看到《颐和园》，有些镜头可以过目不忘。

看过这部影片，起初心存抵触。进入历史研究过久，我更容易接受象《鬼子来了》这样的影片，以清晰的叙事勾勒出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权力结构。《颐和园》视觉上的力量，却与并置的爱情与历史之间的叙事空洞一起，使我怀疑历史事件会不会沦落为没有指向的视觉奇观。

昨天从下午到晚上，有两次机会和来访西雅图的娄烨作长时间的交流。他的看法使我得以反思自己的立场：过于看重理路，忽略了隐喻同样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周伟在宿舍里掌掴余虹的一幕，被娄烨看作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核心隐喻。与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主流阐释不同，那并不是一场敌我双方的对决，而根本是一场未遂的爱情。余虹看到了感情的危机，她以为以一种最后摊牌的方式留在那里不走就可以解决这个危机：“除非你打我我才走！”多年累积的感情使她不相信周伟真地会动手——周伟不但动了手，而且变本加厉。暴力的介入震惊了双方，他们都试图后退，在自己原有的立场上作出妥协和补偿，然而感情最终凋零。

李缇说周伟喜欢温柔的女孩，世界上任何一个强权也都如此。今天的统治在哪里都是脉脉含情，充斥着自由与和谐的浪漫，在进入你的身体或掌掴之前，总是指给你看爱情。所谓的批判知识分子，往往是与一种强权对立的姿态还没有摆足，就急切地向另外一种投怀送抱。李缇和周伟不同，在北京的夜晚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在柏林的白日却是马列主义的左派。强权的同归殊途置换了他们对话的位置，他们的立场却从未改变。

然而，在今天，当左派的高调被用来钳制言论自由，右派的高调被用来维护血腥的掠夺和剥削；当超女唱响主旋律，跨国资本玩转中国规则；当面前的权力结构形左实右，甚至左右开弓的时候，这个问题却愈发蹊跷，每一个具体对话中立场的选择也更加艰难。

那么，今天，我们怎么作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