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逃犯

    越狱电影并不总是像《肖申克的救赎》那样豪情万丈，或如《逃出亚卡拉》(Escape　from　Alcatraz)与《洞》(The　Hole)那般细致入微地展示囚犯如何逃出生天的奇技淫巧。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越狱片，以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而著称，那也是一段极为特殊的时期。

　　影史学家将1930－1934年的好莱坞称为“前法典时期”(pre－code)，意思是事关电影审查的法典虽已制订，但在1934年之前无法执行，等于无效。以天主教会为首的社会各界呼吁对电影进行道德审查，各个制片厂并不理会，仍然自行其是。这几年又刚好是经济大萧条最艰难的一段时期，美国国内矛盾丛生，所以电影的社会批评功能前所未有地强化。两相结合，催生了一批大胆激进的电影。

　　30年代初有几种类型片盛行:黑帮片告诉观众警察没有能力把真正的匪徒绳之以法，监狱片则表明美国监狱里关了太多无辜者——并且官僚之腐败、狱卒之残暴令人瞠目。当时美国南方许多州的监狱还在实行黑奴制的遗产锁链制(chain－gang)，把一群犯人用锁链串起来从事苦役，但其中许多犯人并未受到公正的审判，所以这项制度一直饱受批评。

　　1932年就有两部反映chain－gang冤案的电影，雷电华公司最早行动，投拍《地狱公路》(Hell’s　Highway)。审查办公室看了剧本深感不满，要求电影必须站在法律这边，绝不能批评、奚落chain－gang　制，否则肯定会引起南方各州的抗议。他们希望影片仅仅是提出一个特例，而不要抨击整个制度。迫于压力，雷电华听从了对方的建议，大大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

　　与此同时，社会意识觉醒更早的制片厂华纳却走得更远，他们根据真人真事拍摄了《我是逃犯》(I　Am　a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并顶住审查机构的压力，保留了大量揭露制度不公的情节。片中的一战老兵回国失业被误判抢劫入狱，结果两次成功逃脱。影片上映后引起轩然大波，乔治亚州干脆将之查禁。但全美上下反对chain－gang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并非禁映一部电影可以平息。最终这种非人性的制度废除了，南方诸州开始推动监狱改革，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我是逃犯》这部电影，但电影作为舆论工具的威力彰显无遗。

　　《我是逃犯》的现实主义风格粗砾真实，被认为是黑色电影的先声，对后世的影响不容小视，包括《逃狱惊魂》(The　Defiant　Ones)、《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都有向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