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杨德昌那样诚恳

    就像他自己说过的：“想了解我就去看我的电影。”
    这4部都是杨德昌近期拍的，《恐怖分子》，1986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独立时代》，1994年；《麻将》，1996年。在每一部电影里看到的杨德昌都完全不同。有时，他是一个沉着冷静地观察者，站在都市的上空俯瞰芸芸众生，镜头像手术刀一样锋利；有时，他是一个在黑暗中静默的大师，令人敬畏，而黑暗中传来的呼吸却是温暖乃至灼热；有时，他又像一个沉不住气的父亲，迫切而忧伤，管他什么艺术不艺术，他希望做的只是一个热诚的传教士，要把他对世界的理想和愤满告诉迷途的羔羊；有时，他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文人（现在这个词已经快成反义词了），急着把想要说的话倾倒出来，喋喋不休，挺酸挺可爱，不过最终，这个你觉得挺酸的人必然会征服你。
    他不断地改变，“在每一部作品里做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然而不管杨德昌的每部电影有多么不同，所有的电影都像他本人一样诚恳。所有的镜像后面，是一如既往怀着愤怒、痛苦、忧虑和悲悯的灵魂。
     
    杨德昌和五个词      
    都市
    侯孝贤的悲歌永远在乡野的山峦上呜咽，而杨德昌一直踟躅于都市，沉默无语也罢，喋喋不休也罢，愤怒也罢，忧虑也罢，他只管让摄影机像手术刀一样在混乱的都市镌下灿烂的伤口。
    杨德昌坦言对都市主题的兴趣，他说“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
    在自己的电影里，杨德昌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把镜头以差不多相同的份量分配给所有的角色，没有谁的苦痛是不值得关怀的，没有谁的话语是可以不屑一顾的。主角配角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或者说他们都是主角，或者说，由他们组成的都市才是真正的主角。
    其实，杨德昌描述的都市只是一个地方，台北。      
    青春
    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杨德昌已经四十多岁了。人到中年，他却用4个小时的长度重述了青春。
    那是没有阳光的青春，尽管这部电影的英文名也叫做《A Brighter Summer Day》（这个名字让人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青春在黑暗中喘息，没有自恋，没有感伤，有的只是一个时代按下的黑红的印迹。
    有人这样杨德昌关于“青春”的表达：他“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侯，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
    杨德昌此后似乎再没有谈起过青春，1996年，在《麻将》里又出现了一群年轻人，却是一群在青春期就进入腐败的的人。      
    暴力
    在鲜血迸溅或流淌的地方，杨德昌总是会让镜头停留一小会儿。
    自杀者无言的头颅靠在水池边，血液停顿了一阵，终于走了出来，像水一样平常地淌进水池；捅向心爱的人的刀，一刀，两刀，一共结结实实的四刀；伴随着追问突然射出的枪，一枪，追问，再一枪，再追问，再一枪，一句比一句紧迫的追问。被枪击者痛苦的扭曲着，而霓虹灯光出奇得冷静，不因枪声改变闪烁变幻的频率……
    杨德昌描述了一种冷静的暴力，这里绝没有自恋加嗜血杂交而成的“暴力美学”。没有血腥的残忍，有的是残酷，是痛心，是不忍，还有关怀。死去的人在平静的暴力中似乎获得了最终的表达。
    怀着惊人的耐力，杨德昌一格一格地，精确地描摹着我们正在经历的都市噩梦--崩溃正在一点一滴地发生，而死亡带着尖锐的痛苦一寸寸地沿着你的神经抵达。      
    说教
    艺术是拒绝说教的。而杨德昌却从不放弃在他的电影中说话。他耐心地说，他激烈地说，他絮絮地说，以致于常常有人批评他在电影中（主要是进入90年代的作品）的说教倾向。
    而我更愿意把他看做一个热忱的传教士，在孜孜不倦地传送危言与福音。每当在电影里看到杨德昌开始他的“传教”，我似乎都能看得到他眼里饱含的热泪。这个人目睹了世界的真相，领悟了天空沉默的心事。对于置身于危机之中而毫无觉察的人们，他有多少悲悯？也许没有人愿意听，可是这个天真的人，这个守候真相的人，怎么能忍着不说？
    杨德昌不停的言语令人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后者的小说如果没有了整段整段的独白，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席卷人类心灵的力量。杨德昌如果在他的那些说教倾向的电影里保持沉默，我也许仍然会心生敬畏，然而我可能不会如此被他所吸引。
    不是所有的说教都没有力量，如果传教者洞见真相，足够真诚。      
    文人
    主要是在《独立时代》里，杨德昌显得像一个文人。我在前面提起过，“文人”这个词现在快成反义词了。尤其在这个张扬个性飘一代酷一代狂一代的时代，一个人总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真善美，关心人类命运，显得多么不合适宜多么虚伪。这个人，大家就把他叫做“文人”。
    但杨德昌在《独立时代》却让一个酸文人用酸溜溜的国语讲了个孔子复生的故事。复生的孔子广受欢迎，然而每个人都认为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假装的。然而其实语言是一个陷阱，所有的词语都面临着清洗的任务，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相信自己而怀疑自己的真善美，如果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才是最可悲的事。真、善、美，已经被说滥了，所以我们又开始说张扬个性，飘、酷、狂，但这样是否存在着人性中阴暗面被同时放大，真善美再次隐遁的危险？
    福柯说：“近几年来，知识分子的‘名声’不佳：我认为可以在一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不怕别人笑话，我就是知识分子。”